西南远征的胜利改变了咸阳政局。
大秦的贵族们原本对西南远征根本不抱胜利的希望，所以他们以此为陷阱，推动西南远征，试图以远征的失败来打击秦王政和咸阳宫，结果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很难相信，楚人几百年都没有做成的事，秦人竟然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完成了，大秦的国力难道已经发展到如此强横的地步？
事实摧毁了一切虚无的幻想，贵族们陷入被动，当务之急是击败江淮楚军，渡江作战，完成统一大业，再一次扭转政治上的被动局面。
西南远征打完了，战略上已经对楚国形成包围，此刻大秦的首要之务当然是渡江作战，吞灭楚国，完成统一大业了。
朝野内外，一致要求秦王政下令进行江淮决战，然后大军乘胜追击，渡过大江，攻占江东，消灭楚国。
与此同时，公卿大臣们纷纷上奏，为彰显大秦的强大和秦王政的功绩，在原离宫的基础上改扩建一座豪华大宫殿，在渭水之滨修建六国宫殿，以纪念这一空前的统一伟业。
统一进程已经接近尾声，即便楚国有大江之险也无法阻止秦军南下的脚步，现在咸阳已经可以着手准备统一庆典了。然而，中央财政承担得了吗？西南要镇戍，北疆要镇戍，大江南北有统一战争，仅此三项巨大的财政开支就足以拖垮当前的中央财政。
西南三郡的开辟除了在政治上、军事上给咸阳带来好处外，在财政上实际上并未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从长远来说，反而让中央财政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西南是蛮荒之地，百越诸族是蛮荒之民，咸阳若要长久控制西南三郡，就要派兵镇戍，就要发展西南，也就是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西南三郡都要靠中央财政的支持才能生存下去。
贵族们在经过短暂的震惊之后，马上发现西南远征的胜利带给咸阳的好处是暂时的，带给咸阳的弊端则是长久的。中央财政本来就因为北疆镇戍而不堪重负，现在又加上一个西南镇戍，其窘迫拮据可想而知。
东南熊氏因为西南远征而东山再起，短期内他们返回咸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他们只能在岭南发展壮大，而他们要发展壮大就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他们会像北疆的武烈侯一样，以武力要挟咸阳，不出意外的话，东南熊氏会借助岭南封国来形成割据的事实，贵族们对分封的攫取将因为北疆和岭南两大割据势力的推波助澜而逐渐变为现实。
武烈侯和代侯正在北疆发展壮大，东南熊氏和公子峤很快就要依托岭南而发展壮大，而其他功臣和地方势力呢？假如不趁此机会加快发展壮大，恐怕就要在未来的“分封”中错失良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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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武成侯王翦、广武侯麃公、郑侯蒙武和高阳侯冯毋择联名上奏，中原、山东和两淮军队已经完成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恳请秦王政下令，发动攻击。
中枢经过商讨，一致同意大军南下征伐。
考虑到楚国有大江之险，大军渡江作战有一定的困难，中枢又建议，命令西南远征军统率杨端和率军穿过东越人盘驻的闽南之地，攻击楚国的会稽郡，也就是原越国故地，对江东实施南北夹击。
西南远征的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正是与江北秦军南北夹击楚国，此刻实施这一攻击策略理所当然，唯一的阻碍就是远征军所耗费的粮草辎重是个难以估量的数字，这对中央财政来说是个严峻考验。
攻楚的策略定下来之后，中枢又把目光转向了北部边疆。
去年匈奴人攻打河西大月氏，秦军在北疆统率武烈侯的指挥下，虽然象征性地给予了一定的支援，牵制了河南和云中的匈奴人，但并未实质性地缓解河西大月氏的危机，导致大月氏和西域二十六国联军遭到了匈奴人的重创，北部边疆的形势因此更趋紧张。
假如河西失守，大月氏不得不退守西域，那么匈奴人就在西北疆占据了明显优势，直接威胁到了关中的安危。今年匈奴人再攻河西，大月氏王再度求援，但咸阳财力有限，北疆大军只能固守长城防线，估计这一形势如果继续下去，对大秦的西北疆局势极度不利。
中枢为此建议，加快直道修筑，竭尽全力打通子午岭和白于山段直道，让咸阳的钱粮武器可以在最短时间最短距离内运送到长城，从而给北疆大军远征河南攻击匈奴人做好准备。
北疆的事情考虑周全了，那么南疆的事情更要马上解决。
中枢建议，以西南三郡为基础建岭南封国，以公子峤为岭南封君，以熊炽、熊启为封国左右相，各自主掌岭南东西两部的军政事务，以魏起等人为南海、桂林和象郡郡守。
最后，中枢再一次奏请秦王政，马上开始准备统一大典，而准备工作的重点就是在原离宫的基础上改扩建一座豪华宫殿，在渭水之滨修建六国宫殿。
这么多重大决策集中在一起实施，中央财政如何支撑？
很简单，增赋加税，增发徭役，舍此以外，别无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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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政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央财政崩溃，看着国内各种矛盾在激化后局势剧烈动荡，看着中央刚刚建立起来的权威再度被贵族们联手打击，所以他虽然承受了巨大压力，但坚决拖延，同时十万火急征召武烈侯公子宝鼎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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