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过后，宝鼎在北疆加紧建设北疆军，并竭尽全力发展农耕、畜牧和市榷，同时利用蓼园巨商富贾的资金和物资加快北疆工商业的发展，尤其在矿冶和武器、农具、皮具、车械等制造方面加大了发展力度。
宝鼎和北疆统率部经过仔细商议后，又决定在北地、上郡、雁门、代郡和上谷等地扩大牧马苑的建设，利用北疆优良草场蓄养战马，为提高北疆军的骑军建设打好基础。
这一方案得到了咸阳的支持，秦王政和中枢为此授予宝鼎更大的行政权限，允许他在国策许可范围内因地制宜实施一系列有助于北疆发展的政策，减少北疆对中央财政的过度依赖，缓解中央财政的巨大压力。
新年前后北疆诸军统率和军队大范围的调动引起了匈奴人的关注。很明显，匈奴人试图攻击河西大月氏的计谋已经暴露，大秦人未雨绸缪，早早开始拟制策略应对西北局势的变化，不出意外的话，当匈奴人攻击河西之刻，也就是大秦人攻打河南之时。
匈奴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西征策略，相反，他们认为只有在西征战场上取得胜利，才能彻底打破匈奴人在西北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所以匈奴大单于头曼下令，一边派遣使臣与大秦人接触进行议和谈判，一边调集右方诸王的军队进攻河西，调集左方诸王的主力进入河南之地阻击秦军的攻击。
北疆的局势随着匈奴军队大范围的调动而日趋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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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对塞外匈奴人的动向并不关注，也没有精力关注，咸阳现在关注的是西南远征，是中央财政，是地方与中央的对抗越来越严重导致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度大打折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正在迅速削弱。
中央可以忍受北疆的独立特行，但不能接受其他郡县与中央的对抗。
北疆太过贫瘠，但北疆镇戍直接关系到中土安危，北疆必须部署一支镇戍大军，而这支大军又需要北疆人的全力支持，从兵源上到钱粮上的全方位支持，这单靠中央财政的支撑无法实现，所以武烈侯才迁徙人口，才垦荒屯田，才发展商贸，不遗余力地改善北疆的贫穷，但北疆那块土地上挖不出金山银山，即便武烈侯和北疆人使出浑身解数，穷尽一切办法，最多也就是维持北疆的生存，维持北疆镇戍力量，也就是说，单靠北疆自身的财赋状况，北疆实际上威胁不到中央。
这才是中央不断授予武烈侯和北疆统率部更大权限的原因，非常时期在非常地方行非常政策，中央这点基本觉悟还是有的。这样做之后，中央一方面可以拉拢北疆，加深彼此间的信任，一方面在政策上支持北疆的发展，在财赋上则减少对北疆的支持，让北疆尽可能自力更生，阻碍北疆实力的快速发展。
中央对北疆实施特殊政策，是因为北疆实在是太穷了，其战略地位又太重要了，而中央财政又入不敷出无法给予全部支撑，无奈之下只能给政策，给权力，给信任，希望武烈侯和北疆把这最艰难的几年熬过去。
当然，其弊端同样很大，武烈侯和北疆权力过大，政策太松，而中央又盲目信任，极有可能把武烈侯和北疆推向割据称霸的局面。
然而，中央的事情同样复杂，秦王政和咸阳宫无法直接控制朝政，甚至无法在中枢中拥有绝对的决策权。比如给予北疆更大权力和更宽松政策这件事，就不是出自秦王政和咸阳宫的本意。秦王政和咸阳宫一门心思要集权于中央，怎么可能一次次向武烈侯和北疆做出让步？
但中枢大臣们利用当前的局势，利用统一大业的困难、西南远征的困难、中央财政极度匮乏等等事实，做出了让武烈侯和北疆在未来几年必须“自力更生”的决策。这个决策对中央的好处，对中央实施全部决策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秦王政和咸阳宫没有拒绝的理由。如果在这件事上设置阻碍，那任何一个决策的失败，中枢最终都要把责任推给秦王政和咸阳宫，这其中的后果可想而知。
在政治博弈中，豪门贵族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正从各个层面进行默契地合作，给予武烈侯和北疆更大的权力不过是他们合作中的一个小策略而已，他们有意把武烈侯和北疆推上割据称霸之路，或许武烈侯本人拒绝分封，但他代表的是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当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多事就由不得武烈侯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凌驾于本集团利益之上了，即便他一万个不愿意，最终也不得不选择让本集团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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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在中枢的全力推动下，西南远征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进入尾声，马上就要开始进行入实施阶段了。
这时候，秦王政和中枢大臣们在远征军的兵力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秦王政要确保西南远征的胜利，为此他最早的建议是远征军的军队数量要达到三十万左右，也就是说，十八方镇的赵人要大量征调，他们将成为远征军的绝对主力。秦人对这批迁徙到江南的赵人始终不放心，担心他们到了西南后就不听指挥，据岭南而称霸，所以中枢大臣诸如丞相隗状、王绾、太尉公子腾等人强烈反对，远征军统率杨端和和公子峤、昌文君熊炽等南下参战的贵族们也是一致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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