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武烈侯把封国制做为过渡政策以律法形势固定下来，力图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果断撤藩，而秦王政更是想在自己驾崩之前，结束“封国制”的使命，把大秦这驾马车引向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的道路，断绝分裂和战乱之祸。
统一前后，围绕着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围绕着郡国制度的实施，宗室贵族和异姓士卿贵族们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这个矛盾的直接表现就是异姓士卿贵族们会不遗余力的挑起中央和封国，君王和封君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一旦爆发，中土必然陷入分裂，于是异姓士卿贵族们的“理想”就实现了，他们将再一次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乐土”。
比如“直道”的修建。直道的修建需要动用整个王国的力量，对北疆的封国都有利。封国强大了，对中央就是一种威胁，就会损害到君王和异姓士卿贵族们的利益，于是他们必然反对，他们会诱使君王把这些财富用来修陵墓、宫殿和苑林，用来歌功颂德，用来享受。财富这样消耗，看上去是压制了封国，但实际上损害了整个王国的利益，双方的矛盾因此增大，对权利和财富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到了一定的时候，矛盾轰然爆发，封国叛乱，王国可能就此分裂。
武烈侯已经考虑到了封国制实施后，宗室贵族和异姓士卿贵族们之间的矛盾会不断增大，所以他未雨绸缪，在信中恳请驷车庶长公子豹，利用这段时间把更多的宗室送到朝堂上，让宗室掌握更多的权力和财富，继而确保大秦统一后，宗室在朝堂内外可以与异姓贵族相对抗，确保老嬴家可以始终掌控王国发展的方向，不至于让异姓士卿贵族们肆无忌惮地喝王国的血吃王国的肉，最后摧毁王国，让中土再一次陷入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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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封信，驷车庶长公子豹对封国制的理解更为深刻。
封国制不仅仅是宗室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很大一块比例，在统一后帮助君王和中央更快更好更牢固地控制地方，还有一个重大作用就是把大一统的理念，把中央集权制的理念在广袤的中土大地上播种下去，开花结果，让异姓士卿贵族们，让低层士人们，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利用自己的智慧去开拓和谋取更大的权力和财富，让统一的思想彻底摧毁分裂的思想，让所有贵族们都能接受中央集权制，在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上去争夺权力和财富。
当然了，这是武烈侯的理想，是为了解决这个特殊时代里统一思想和分裂思想的大碰撞，是对从远古传承下来的“自由”的扼杀，从此中土就是“统一”，统一之下再无“自由”。中土太大了，中土人的智慧太高了，伴随“自由”的始终是分裂，是战乱，于是就要统一，要和平，而“自由”也就变异了，不再是原来的“自由”了。
中土人必须去接受这种全新的“自由”，这需要适应的时间，这就是国策上的过渡，这就是封国制存在的意义。
驷车庶长公子豹反反复复阅读了武烈侯的这封信，又把公子成等数位宗室大臣请到府上，大家共同商讨，最终取得了一致看法。
统一前后，存在着统一思想和分裂思想的大碰撞，而这种碰撞来源于“师古”和“从今”理念的冲突，但“师古”是主流，这是由千百年来的历史所决定，为此“堵”不是办法，必须“疏”，而“疏”之策就是实施中央领导下的郡县和封国并行制，由此引来的矛盾就是宗室贵族和异姓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中央和地方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这时候中央的异姓贵族和封国的异姓贵族们各为其主，中土因此面临着再一次分崩离析的危险。
如何最大程度地压制和缓解这种矛盾？首先就是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其次就是中央对地方郡县的绝对控制，只要中央有武力，有财力，那么就有足够实力削藩，撤藩，最终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制。
大秦统一后，战争并没有结束，南北战争的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中土的统一战争，大秦的军队大部分都在北部疆域，所以“直道”的修建直接关系到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关系到中央对地方郡县的绝对控制，因此，直道要修建，而且要尽快修建，把大秦统一前后所能调用的财富全部投入到未来的南北战争中，如此一来，中央始终牢牢控制军队，控制财赋调度，由此老嬴家就能始终控制国策的走向，由此就能压制和缓解各种各样的矛盾，尤其是君主和封君、中央和封国之间的矛盾，就此把中土分崩离析的危险逐渐化解。
这些宗室大臣们联名写了一份奏章，然后由驷车庶长公子豹独自向秦王政呈递。
公子豹和秦王政在御书房里商讨了足足一天的时间，最终得出结论，这条“直道”的修筑的确关系到大秦的生死存亡，不但要修筑，而且要马上修筑，没有条件那就创造条件，总而言之，统一中土之前，这条“直道”一定要完成，否则统一之后中土形势剧变，异姓士卿贵族们因为对权力和财富再分配方案的不满，因为生存空间的急骤缩小，因为对传承千百年的“自由”的追求，极有可能在暗中推波助澜，在短时间内摧毁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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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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