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和武烈侯兄弟联手，内外合力，迫使中枢通过了修筑“直道”之策议。
策议是通过了，但在中土没有统一之前，财赋主要用来支撑统一大战，中央事实上没有条件修筑这样一条连接咸阳和阴山的“高速公路”，所以这两年只能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至于何时正式开始修筑，要等待时机。
武烈侯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击退”了秦王政用“直道”控制代北的图谋，但咸阳宫不会轻易认输，这背后是国策变革之争，咸阳宫要阻扰封国制的实施，一计不成会再生一计。武烈侯再一次上奏，请求发动攻燕之战，他也要加快步伐，把封国制付诸实践了。
公子扶苏和上将军王翦也连续上奏，请求攻燕。
武烈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夺取燕国上谷郡之后，两路夹击燕国的态势已经形成，攻燕的条件已经成熟，唯独让咸阳担心的就是代北紧张的局势。代北可以说是挣扎在生死线上，外有虎视眈眈的匈奴人，内有粮食、屯田等诸多危机，经不起“折腾”，稍有不慎就有分崩离析之祸。
秦王政和中枢反复权衡，认为明年春夏时分发动攻击是最为合适的，那时候咸阳可以给代北提供更多的粮食，代北也有较为充分的储备，尤其是屯田可以见到初步效果，这有助于代北形势的稳定。现在代北诸种部落和转徙人口生存困难，两者之间对生存空间的争夺非常激烈，一触即发的冲突让代北始终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另外到了明年春夏时分河北就有了一年的恢复时间，河北人在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后，彻底摆脱了饥饿和死亡，河北的形势随即好转，这不但有利于秦军攻打燕国，也有利于维持中原的对峙局面。
武烈侯公子宝鼎和武成侯王翦对咸阳的意见予以反驳。
攻燕的目的正是为了集中力量对抗外虏。现在匈奴人之所以嚣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和燕国的结盟对代北形成了夹击之势，一旦消灭了燕国，匈奴人独自面对几十万秦军，那代北形势就完全不一样了。另外冬天北方河川冰封，有利于大军攻击，冬天是农闲期，也有利于征发徭役。更重要的是，越早拿下燕国，越有利于中原局势的稳定，秦军的强悍武力足以威慑齐楚韩魏，让他们不敢主动挑起战事。
秦王政和中枢必须重视前方统率的意见，尤其武烈侯的显赫战绩和天纵之才也让他们越来越忌惮。此仗败了或者导致北方局势陷入空前困境，武烈侯要承担责任，这对咸阳宫有利，反之，吞灭燕国，稳定代北，进一步推动了统一进程，对咸阳宫也同样有利。既然无论胜负对咸阳宫都有利，何必蓄意阻扰？
秦王政下令，由上将军武成侯王翦为统率，安平侯司马尚为副率，长平侯公子扶苏为监军，指挥代北、河北两地军队攻打燕国。
武烈侯公子宝鼎统一负责代北、河北和燕三地军政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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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命令下达后，不管是京都还是地方，都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了大秦政局的变化。随着统一进程的加快，随着统一大业正在逐渐变为现实，国策终于开始了它艰难的变革。
武烈侯统领代北、河北和燕三地的军政大权，成为三地的最高军政官长，这实际上就是咸阳在疆域迅速扩大的过程中，已经无法直接控制和指挥遥远的战场，不得不把权力下放给前线统率的直接表现。
今年江南和东南两地在中原局势突变的时候，公子高在没有得到咸阳授权的情况下，果断指挥两地军队攻打楚国，开辟东南战场，及时救援了中原，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假如没有公子高的决断，没有武安侯公子腾和昌平君熊启的临机处置，中原或许就全线丢失了。
咸阳面对这一新情况，不得不进行艰难抉择。从律法上来说，公子高、公子腾和熊启都严重违律，挑战了咸阳宫的权威，违背了中央集权制的基本原则，要严惩不贷，假如听之任之，地方势力必定效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必将因此而削弱。但从事实出发，从统一进程加快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新形势出发，咸阳宫却不能惩罚他们，因为这一惩罚，中央权威是维护了，但地方上却更加束手束脚，事事都要请示中央，等待中央的命令。代北、江南这些地方距离咸阳数千里，请示奏章还没有抵达咸阳，当地的局势可能就发生了新变化，最终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咸阳不得不做出选择，是继续集权于中央，还是适应新形势，把权力下放？
权力下放的后果同样严重，权臣跋扈，地方割据，中央权威急速下降，统一大业或许就此葬送。这时候，宗室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关键时刻还是血缘关系最值得信任，血脉相依的亲人最为忠诚。当然，这也是相对的，但值此关键时期，秦王政还有选择吗？
秦王政没有惩罚公子高和公子腾，也没有封赏，朝野内外都在等待结果。现在结果出来了，秦王政和中枢不得不正视现实，把权力下放，但下放的对象是宗室，是他的兄弟和儿子，也就是说，国策变革的方向是分封宗室，是封国制，这基本上是大势所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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