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工业的总部会议室。
林志超看着一众集团高层，以及‘中天钢铁’、‘中天拆船厂’的主要管理层，心中有些满意。
长江工业集团的技术实力很强，一直坚持招聘内地来港、香港大学毕业的机械类、化学类等相关人材，所以公司的科研能力绝对不算弱，能自研、修理各种机械，亦可以冶炼铜。
香港大学不是没有理科毕业生，早在本世纪初，太古船坞便从香港大学招募机械工程师；而太古船坞一直是远东的一个造船基地，巅峰时期工人有6000多人，是一家大型造船厂，造出过6000吨的远洋船。
除香港大学外，还有一些理工职业学校，亦可以培养理工类人才。
香港真正缺的是——产业链的发展，没有像后世新加坡那样，政府进行规划、布局。
“拆船厂筹备得如何？”
听到林志超的发问，‘中天拆船厂’的总经理邓忠发，立即说道：“醉酒湾、将军澳的拆船基地差不多已经筹备好，可以去选购船只，然后拉回香港进行拆船了！”
林志超满意这个进度，他要求的拆船厂可不是一般的要求，而是进行了系统化的规划，尽可能的降低对环境的破坏，以及拆卸好的材料如何处置和堆放。
实际上，拆船虽然容易污染环境，但拆船业属资源环保型产业，用拆船废钢代替矿石炼钢，可减少气体污染86%、水污染76%、耗水量40%和采矿废弃物97%，被誉为“船舶再循环工业”或“无烟冶金工业”。但同时，废船含有大量多氯联苯、石棉、三丁基锡、铅、油污、涂料等有害物质，如处理不当会污染海洋、陆地和大气，威胁当地居民健康和生活环境。
香港最早形成规模的拆船产业，是二战后开始萌芽的。
二战后，香港政府忙于清理海运航道，工业家‘郑植之’敏锐地意识到，维多利亚港湾内有不少沉没的战舰和炮弹壳，正是钢铁工业很好的原料来源。他把自己四兄弟的捷和工厂扩组为有限公司，向香港政府申请承办在海上打捞拆卸战时沉没在港湾内的船只。
打捞上来的沉船是个庞然大物，香港当局颇感难以处理。郑植之独具慧眼，以贱价收买过来，将沉船拆卸。拆卸出来的零件，可用则用，可修则修，不可修又不能用的金属废料，便和向渔民收购来的炮弹壳一起重新熔铸，辗辘制成钢筋等型材出售，变废为宝。
时值香港战后恢复期，百废待兴，各地钢材需求量很大。捷和的业务迅速发展，单纯钢筋的产量便占全香港产量的三分之二。香港政府还发给他们60港元一吨的拆船费，以酬谢他们帮助政府清理港湾。
捷和两边获利，财富迅速增长。
所以说，捷和不仅是拆船厂，亦是钢铁公司；在后世，和‘钢铁大王’庞鼎元的绍荣钢铁，并列香港两家大型钢铁企业。当然，香港亦有其它一些小型钢铁厂。
“好！我会安排环球航运公司的人，和你们进行联合。由他们进行购买船只，交给你们进行拆卸。”
邓忠发明白，论购买废弃船舶的专业性，当然还是环球航运的人。
“好的，我们随时可以进行拆卸工作！”
林志超点点头，说道：“先是小规模尝试一下，后期会逐渐增加规模，你要做好管理！”
他的想法是，由环球航运的人在世界各大港口挑选船只。能用的就拉回来出售给别人，或者干脆自己投入运营；不能用的，则交给中天拆船厂进行拆除。
这样一来一口气赚了三笔钱：成立船务代理公司自己也兼做二手船生意；以‘拆除价’收购到可以运营的船只，就算价格低一点租赁出去，也是大赚特赚；不能用的船，则拆除，变废为宝。
接下来，林志超对‘中天钢铁’总经理程远雄，说道：“钢铁厂如果缺工程师，就去日本招聘，一定要保证技术水平和质量。”
不能小看香港的炼钢，前世从五十年代末，香港的钢铁还输出至日本，当然占比较大的可能是废铁。
原来，在前世的1959~1961年，世界各大港口停满了待报废的二手船，香港人的眼光和见识，在整个世界都是顶尖的，有一家从这些港口购船回来拆卸，逐渐就形成了一个大产业，巅峰时期有两百家拆船厂，聘请工人几千人。欧美听说香港的拆船业发达后，将报废的军舰、航母都纷纷开到香港，交给香港拆船厂进行拆卸。
结果就是，拆船在香港火起来也就罢了，但东南亚的商人也看到拆船业的赚钱，于是纷纷加入；这样一来，就拉高了二手船的价格，到最后已经无利可图。
所以拆船行业的发达，也就持续了两三年时间，如同昙花一现。
程远雄说道：“我明白！钢铁厂预计明年中就可以投入运营，届时一定可以成为香港最大的炼钢厂，也能冶炼出合格的钢铁。”
他本来是冶炼铜的厂长，如今被集团选中‘中天钢铁厂’的总经理，自然被寄予厚望。
长江工业集团投入某一产业时，最大的优势就是集团可以支援各类人才和管理者。
成为香港最大的钢铁厂，这是个很好的目标，说不定将来还能扩张至全球的钢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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