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请问你有什么事吗？里面在上课，请不要在走廊上晃来晃去。”
韩婷路过正在给77级学生上“国际关系导论”大课的阶梯教室，看到一个穿着挺括中山装、干部模样的人在门口探头探脑，便过去出言提醒。
包丞丞扭头一看：“原来是韩老师，我一机部的包丞丞啊，还记得么。”
韩婷回想了两秒：“哦，你是来找顾骜的？我帮你喊他出来吧，下课还要好一会儿呢。”
半分钟后，韩婷就悄悄领着顾骜出来了。
这一幕落在上大课的同学们眼中，虽没有影响课堂纪律，却也让几个坐位靠窗的同学，竖起耳朵探听：似乎顾骜又要得到出国的实习机会了！
以当时国内外的物质条件差距，出国这种事情是会食髓知味上瘾的。顾骜因为多了后世的见识，什么花花世界没见过，多少还好一些；
而那些无法预知未来的同学，去年底尝到甜头后，又两三个月没捞到外勤，早已百爪挠心。
走廊上，包处长把来意说明，顾骜礼貌地表达了谢意。
然后包处长又聊到了戏肉：
“好好干。跟香江大律师谈判的时候，让他们相信我们的技术创造性、新颖性程度，对风险代理的签约条件会有很大影响。其他人都不懂技术，所以全靠你了。
你也知道，我们国家还没有《专利法》，但部里也知道这种事情多少要按照西方国家的惯例，才好激励人心。所以上面问中央要来了最新激励政策：
凡是不花国家外汇预付款、帮助国有技术在海外申请专利、并成功创汇的。将来会以货物出口额的不低于2%奖励技术研发团队，以不低于0.5%的金额，奖励主要研发责任人。
如果不涉及实体货物出口，而是以对外直接收取技术授权费形式创汇的，那么将奖励研发团队不低于创汇额10%、主要负责人不低于2%。
这项技术，名义上挂的攻关负责人是你父亲吧，将来只要卖出一套，假设还是按80万美元，他个人至少能分到4000美元，还不包括单位对2%部分的二次分配。这可是很大一笔钱了。”
顾骜听了，开始有些惊讶。
他一直以为国家在84年出台《专利法》之前，对技术人员的利益是毫无保护的。不过现在看来，后世专利法中的某些条款，倒是以政策的形式提前出现了。
不过仔细想想，这也是正常的——对外的事情，自然需要一套国际接轨的制度才能办成，不然既要马儿跑又不给吃草，谁卖命呢。
后世《专利法》中，可不仅仅是规定了专利权人的利益。还规定了一些“即使属于职务发明、专利权属于国家国企”的情况，但单位依然必须在工资、奖金之外，按照不低于2%0.5%给研发负责人再发一笔奖励。
这是法定奖励，不管研发人员跟单位劳动合同怎么签的，都不影响。
从字面上看，这种“不允许当事人从其约定”的强制条款，带有浓浓的计划经济味道。
怪不得比法律本身出现都更早。
顾骜内心算了一笔账，为国争取利益的动力更加充沛了。
只要谈好了，他的第一桶金可是有红头文件背书的，谁都不能指责他。这在开放的第一年，是非常重要的。
……
下课了，顾骜跟包丞丞也聊完了，一群同学立刻围住了他问这问那。
“顾骜，你又要出国了？快说说这次去哪里！”
“听刚才那人说，好像干得好能得到几千块的奖励？太……那啥了吧……”说话者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了。
“原来外贸部门那么来钱，我也不想毕业后进部里了，还是努努力，看看能不能找些实业类部委的外事局进吧。”好几个同学如是说，显然是信仰动摇了。
所有人的眼神里，都充满了热切和震惊。
顾骜看在眼中，内心颇为复杂。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80年代的外事活动，培养了大量人才的同时，也不可否认有些泥沙俱下。
某些人看到“凡是涉外的钱都容易赚”后，就堕落了。
不仅沿海城市的很多平民觉得“只要出了国，哪怕干最没技术含量的活，也比在国内做上等人来钱更快”。
即使是外交学院这样的名校，毕业后也有宁可不进外交部、而是辞职下海当涉外野导游。
比如央视著名解说员黄健翔就提过：80年代中后期，他们毕业的时候，去外交部当驻外使馆三秘，或者同等级别的编制储备人才，也就600多块人民币月薪。
这在当时虽然是绝对的高薪，但跟其他熟练掌握“英语”这门“异能”的人才相比，600块太少了——涉外野导游赚美国人曰本人的小费，折成人民币一天就有200块，每周单休都能月入五千。
甚至还有毕业生在揽活儿的时候卖弄自己“本来是能当外交官的”这个卖点，以满足美帝土豪游客的自尊心。
对方一看毕业证，立刻就一张富兰克林小费拍过来（100美元），然后合一大堆影（要手举毕业证合影，跟校园贷借钱要手举身份证合影一个道理），便于土豪回国后分享“朋友圈”：我刚刚去中国旅游了！而且是国宾待遇，聘请了对方的准外交人员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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