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3年9月，赖上帝保佑，我们的船只安全抵达了澳门附近。我们在周围已经徘徊了十几天了，但一直没有得到明国官员的入港许可。我们被迫在伶仃岛附近下锚碇泊，这里可以远远看见澳门。两艘明国海军的无帆舢板监视着我们，他们船上的武备少得可怜，但里戈尼船长提醒我们不要做任何粗鲁的事情，因此我们只能继续耐心等待着。好在法里亚斯帮助了我们，他是位澳门商人，为停泊于此的所有船只提供生活必需品，比如肉、蔬菜、面包、番石榴、香蕉、荔枝等，价钱也不贵。这样的服务一直提供到了9月15日，我们获准入港的那一天——我们被迫给附近的明国官员募捐了三百里拉‘官署修缮费’才得到许可，里戈尼船长从公款中支取了它们。”
“9月16日，我们的船只‘利古里亚海岸’号经过了虎门。这是一个地名，我询问过向导，他说这里的河湾地形像是一只老虎的嘴。在老虎张开的嘴后面是一条狭窄的河流，我们中午就停泊在这里，等待起风。午饭过后，一艘吞吐着黑烟的蒸汽船驶了过来，说愿意为我们提供拖船服务，只是需要一定的费用。里戈尼船长拒绝了，因为我们携带的公款并不充裕，路上已经花掉了很多，船舱里的货物也不知道市场前景如何。于是我无聊地观察起了风景，发现虎门附近的景色相当不错，在右手边有许多绿荫环绕的中国传统建筑，建筑群的两头各有一条小路通向山上的炮台。左右边有两座小山，一座山上有一座高耸的塔楼，看样子是灯塔，也许使用的是大名鼎鼎的煤气灯，另外一座山上照例是炮台。炮台上飘扬着东岸国旗，这让我们感到很是亲切，东岸人控制着这里，总比任何其他不明底细的人控制着这里要好，至少我们很清楚该怎么与他们打交道。”
“下午的时候，来了两位官员，其中一位是明国官员，一位是东岸官员。他们陪同我们的船只沿河而上，抵达了黄埔。明国的官员为广州公爵服务，他是海关的人，为我们提供了出于贸易目的去广州或其他地方所需的通行证。东岸官员是一名军人，穿着我们所熟悉的天蓝色海军服，戴着标志性的筒型军帽，他的作用是交涉沿途炮台，并喝止那些驾驶着船只的中国小偷靠近我们船只。看得出来，东岸人对这条水道的控制很严密，并公平地裁决许多事情，广州公爵的属下也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一点，看来东岸人在广州的影响力比任何人想象得都要大。”
“黄埔港是一个可以交易的场所，中国人在这里修建了一个非常好的石质基座码头，因此我们这艘300多吨的大船也可以停靠。不过黄埔港附近看样子比较荒凉，附近有大片长得很矮的稻田，稻谷是这个国家中相当普遍的食物。稻田旁边靠近河边的部分被一条沟渠分开，通向一座货栈，那是东岸人为我们准备的。货栈可以用来堆放木头、工具、沥青等船只修理必不可少的东西，也可以储存货物、养鸡养鸭以及住人。货栈附近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商船停靠，但数量不多，因为去的东岸海军的许可前往广州贸易并不容易——当然，这些人都有自己的货栈。”
“货栈的安全防卫工作是由广州公爵的士兵负责的。这些人成群结队的巡查货栈周围，不断吓退一些意图闯进来偷东西的当地人。他们扛着鲜亮的冷兵器及老式火绳枪，从一个货栈走到另一个货栈，不论日夜均是如此。这些巡逻士兵分成了好几队，每半个小时打一次锣，就像我们船上的打铃一样，12点半敲一下，1点敲两下，以此类推，直到4点敲八下，表示八个30分钟过去了，4点半，他们开始新一轮的敲打。这些无疑让我想起了朱塞佩，这个年轻的小伙子的任务就是在时间差不多时告诉铃旁边的水手应该拉几下。”
“9月17日，一艘来自英格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缓缓驶进了我们的隔壁停靠。我们鸣放了礼炮，英格兰人也鸣放了礼炮回应我们。我猜他们一定是东印度公司直辖的船只，不然的话，在广州贸易许可证如今紧俏的情况下，私人船只要多么幸运才能获准进入黄埔港啊。在吃过一顿由广州鲤鱼做的不算丰盛的午饭后，里戈尼船长告诉我们可以下船了，但在下船前，所有人都被迫学习了一遍规定，即：所有船员都不能将超过规定行李箱大小的东西带回熱那*亚，除了航行途中必需的糖、茶叶和烈酒外。”
以上内容是来自熱那*亚的“利古里亚海岸”号三桅帆船大副曼努埃尔·斯蒂法诺所写的日记。这位东岸航海学校的毕业生在熱那*亚海军服役过一段时间后，为了追求高收入便加入了圣乔治商行，成了其旗下一艘远洋商船的大副。圣乔治商行与东岸关系良好，合作多多，再加上熱那*亚政府的帮助，因此很容易便获得了一张前往远东明国进行贸易的许可证——由东岸海军部颁发的许可证。
“利古里亚海岸”号在经历了五个多月的长途航行后，最终疲惫不堪地抵达了广州这座南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是的，你没看过，比郑家的厦门、马尾还要繁荣得多的贸易港口——并最终进入了他们自己的货栈锚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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