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2年12月中旬，李晴不得不中断了在奥斯曼帝国长达半年之久的外交和商务活动，乘坐一艘阿姆斯特丹商站的船只返回了联合省。
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10月份的时候终于开进了波兰境内，并且第一时间对遇到的第一个拦路虎卡梅尼察要塞进行了围攻。守卫要塞的波兰士兵并不是很多，只有一千多人的样子，另外还有少许德意志雇佣兵及临时募集起来的农兵，因此尽管要塞颇为坚固，但奥斯曼近二十万大军并没有费什么力气，只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彻底攻拔了这座要塞，然后将其夷为平地。
占领了这个要塞后，波兰东部重镇卢布林就彻底暴露在了土耳其人的兵峰之下，并且周围已经没有什么成建制的抵抗力量了——从本世纪以来的历次战争都可以看出，波兰是个一盘散沙的国家，且无常备军，因此在战争初期总是被敌人长驱直入，土耳其人是这样，当年俄国人、瑞典人都是如此，也就战力低下的勃兰登堡-普鲁士人连“封印”状态的波兰都打不过——据李晴离开伊斯坦布尔前得到的消息，艾哈迈德大维齐统率的大军前锋已于三个月前进占了卢布林这座重要城市，整个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东南部基本已经沦陷，来自克里米亚汗国的数万骑兵就如同闯入了羊群之中的虎狼一般，开始了大抢特抢，而这同样也是奥斯曼苏丹和大维齐许诺给克里米亚的格莱大汗的“礼物”，以作为对他们出兵助战的奖赏。
对于此，李晴是乐见其成的。他没有太多的圣母情结，对发生在波兰东南部地区的所谓人道主义灾难也没什么触动，与这些相比，他更关心的是克里米亚鞑靼人够不够给力，能不能在波兰人反应过来之前搜集到足够的人口，然后统一后送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哈吉港与东岸人进行交割。
这些劳动力，对东岸未来的发展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国内的伐木场、矿山、砖窑场、采石场、农场、种植园、建筑队等机构如今正对劳动力如饥似渴呢！受限于政策的因素，他们无法对每年移民到东岸本土的海量明国人、清国人做什么，但对于贩卖而来的黑奴、白奴什么的，他们使用起来可就没有丝毫心里压力了。
李晴估计，目前大概第一批波兰奴隶已经运抵克里米亚半岛了。有高文刚和马拉提两名还算干练的部下在那儿处理奴隶交割的事情，他还是比较放心的，一般误不了事。至于他自己，还是先赶快回到阿姆斯特丹吧，接下来一段时间这里才是整个欧洲的风暴中心，他可不能缺席了。
在抵达阿姆斯特丹后，李晴便被立即告知三级议会的议长约翰·德维特先生想见见他，谈一谈华夏东岸共和国在这场外交危机中的立场，李晴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且于12月18日这天驱车来到了德维特兄弟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居所内。
阿姆斯特丹最近的政治气氛有些凝重，李晴甫一靠港时便已经知晓了。下属们告诉他，最近城市里很多人都在争论约翰·德拉考特出版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的内容很复杂，但核心的一点就是有关荷兰“执政”这个职位（一般由奥兰治家族的人担任）的存废。德拉考特在著作中明言，执政这个职位的存在，会使得共和思想腐化，也是对自由的威胁。他认为各城市的统治者们能够最好地为自由服务，他们才是各省的力量所在，因为他们要对市民负责。
因此，德拉考特坚持认为，乌得勒支联盟所确立的各省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进一步被强调，武装起来的市民就是最好的防御力量——因为他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执政这个“独裁”的职位的存在，严重妨害了联合省的未来发展和自由精神，必须予以废除。
毫无疑问，德拉考特的著作被翻出来，是有心人在背后推动的缘故，其矛头也确切无疑地指向了最近声势有些起来的奥兰治家族。不过，或许是错估了形势，或许是奥兰治家族多年来厚积薄发的缘故，这次争论的结果明显有些不利于共和派了起来——支持奥兰治派的人认为：基于实用主义或历史教训的原则，没有一个全面掌管国家特别是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共和国就不可能存在。
在奥兰治派看来，共和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而且反抗西班牙暴政起义后发生的各种事件又进一步确证了这种说法。奥兰治的威廉进行的领导，以及莫里斯和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的军事成就，都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证据。
更有甚者，一些人煽情地说道：“我们欠了奥兰治-拿骚家族很多，出于这些原因，年轻的威廉三世应该获得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和曾祖父曾经如此光荣地占据过的那个崇祯职务——联合省执政。”
共和派对所有这些言论都感觉到异常头疼，而且随着法国人给予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些言论肯定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日渐甚嚣尘上，最终使得目前还是弗里斯兰省和格罗宁根省代理执政的威廉·弗雷德里克入主海牙，担任联合省执政职务，终结以德维特议长为首的共和派长达二十年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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