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吉提笔在李孝恭的密信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可字。
李孝恭觉得博陵崔氏可以作为下一个铲除的对象，李元吉也这么觉得。
相比起李孝恭在信中给出的解释，他想到的更多。
得益于郑氏丰厚的家资，李元吉也惦记上了博陵崔氏的家资。
博陵崔氏比郑氏足足大了一倍有余，那么他们的家资恐怕也要比郑氏多一倍多。
只要抄了博陵崔氏，洛阳的粮仓有很大的几率会被填满，国库也有很大的几率被塞满。
有了这么多钱粮可以用，在不计较丁口的问题的情况下，大唐可以提早的对突厥发起进攻，在征讨完了突厥以后，接着征讨吐谷浑、西突厥、高句丽、百济、新罗、林邑等诸国也不是问题。
毕竟，大唐在有数十万钱粮的时候，就可以悍然的行兵数十万跟突厥对垒，在拥有了数百万钱粮以后，大唐能发动的战争规模将会更大，能持续的时间也将会更长。
以突厥如今分裂的趋势，根本不可能挡得住大唐的攻伐。
吐谷浑、高句丽、百济、新罗、林邑等一众实力远远不如突厥的，也经不起大唐的摧残。
唯一比较麻烦的就是西突厥。
“唐俭回来了没有？”
李元吉将李孝恭的密信重新装好放进信筒里，递给刘俊以后，随口问道。
刘俊躬着身将信筒捧了过去，点头哈腰的道：“唐尚书已经回来了，近几日都在府上待着。”
李元吉点了一下头，吩咐道：“召唐俭到太极殿见驾。”
这里所说的见驾，指的是王驾，而不是圣驾。
李元吉还没想过篡位自立呢。
不过李渊最近似乎有些不安分，正跟傅奕、裴寂，以及他那两个已经不受重用的元谋功臣谋划着什么。
这还是刘俊探听到的消息，不过李元吉并没有在意。
李渊总不可能造自己的反，又或者再将两个儿子放出来，看着三个儿子自相残杀吧？
李元吉猜测，李渊有很大的可能正在谋划着将族长之位名正言顺的传给他。
等到那天上苍降下了什么奇奇怪怪的语言的时候，估计就是李渊谋划发动的时候。
到时候再阻止也来得及。
反正牛不喝水，你还能强按牛头不成？
刘俊在这里之所以称呼唐俭为唐尚书，是因为唐俭在数次出使、游说有功以后，已经升官了，如今官拜礼部尚书。
虽然比陈叔达逊了一等，但地位快要跟王圭持平了，已经成了朝堂上的一位大佬。
似刘俊这种宦官，自然得对人家恭敬一些，不然失了礼数，人家计较起来，李元吉也不好帮他说清。
在大唐，掌权者和重臣们的关系，其实更像是合作关系。
虽然掌权者拥有着绝对的生杀大权，但在没有将重臣削成下臣的时候，还是要给重臣一些脸面。
什么当庭辱骂，当庭仗责，甚至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事情，根本落不到重臣头上。
相反，重臣有个头疼脑热的，掌权者都得第一时间派人去慰问，并且派御医过去诊治。
逢年过节的时候，还得给予一批丰厚的赏赐。
重臣要是闹脾气了，耍性子了，如果不是生死攸关，影响朝局的大事，还得给三分薄面，让着点。
所以在大唐，重臣们更像是掌权者的合伙人、股东，而非下属、奴仆。
当然了，这仅限于武德朝。
历史上到了贞观朝、永徽朝，李氏彻底坐稳了江山，李氏的皇帝彻底的握紧了天下的权柄以后，李氏的掌权者跟重臣的关系立马出现了变化。
重臣们纷纷从合伙人、股东，变成了下属，更有甚者直接沦为了奴仆。
所以掌权者跟重臣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掌权者所掌握的国家是否稳固，手里的权柄是否集中。
当国家不够稳固，权柄不够集中的时候，掌权者就不得不放低姿态跟重臣们相处，当国家变得稳固，权柄变得集中了以后，掌权者才能凌驾于重臣们之上。
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一样的。
除了嬴政那种靠着祖辈的福荫打江山的外，剩下的开国皇帝，在建国初期，跟重臣们初的都跟兄弟一样，即便是有上下级的关系，也会以兄弟相称，亦或者以兄弟的模式相处。
平日里要做事，也是跟重臣们商量着来。
一直到屁股下的江山稳固了，手里的权柄集中了，才会慢慢的跟重臣们区分开来，凌驾于重臣们之上。
像是刘邦、朱元璋，都是这么过来的。
刘邦在建国初期，就没什么架子的跟一众重臣们相处，一起喝酒，一起睡美人，一起吹牛，一起打群架。
朱元璋在建国初期，对徐达等一众重臣也是客客气气的。
只不过刘邦夫妇在江山还没有稳固，大权还没有集中的时候就开始跟重臣们翻脸了，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疯狂的内斗了一番，使得国力衰弱，最后被匈奴人骑在了头上。
尊贵如一国之母的吕雉，面对冒顿单于的调戏，也只能虚与委蛇。
一直到刘彻即位，帝国双壁出世以后，才翻过身来。
相比起来，朱元璋就厉害多了，朱元璋在江山还没有稳固，大权还没有集中的时候，只对那些身份地位不够高的下手，剪除一众重臣的党羽，面对重臣的冒犯，也是屡屡隐忍。
一直到江山稳固了，大权集中了，才对重臣举起了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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