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庆堂带谭央回到毕公馆，为谭央洗了澡换了衣服，还请了个外科大夫为谭央处理了耳朵上的伤口，谭央也不说话，只是听人摆布。一切妥当后，已是第二天的清晨。毕庆堂一语不发的坐在床边的沙发上，佣人送上来了两碗粥，毕庆堂将粥放到谭央手边的床头柜上，然后自己端起另一碗，几口吃完了，放下碗拿起外衣就往外走。
“你没什么话对我说吗？”听到谭央的话，已经打开卧室门的毕庆堂，回过头，“我要去方雅姐那里把囡囡接回来，我是把女儿和财产都安排好了才去救你的，去了，就没打算回来。小妹，你只是一味的追究质问，却忘了对为你的安危而死生罔顾的丈夫说声谢谢了。”说罢，毕庆堂也不等谭央回答便关门走了。
一个钟头以后，言覃跑进卧室，一头扑到谭央的怀里，哭着说，“妈妈，妈妈你回来了！”五六岁的孩子，对事情似懂非懂中，似乎也能体会生离死别的悲怆，她紧紧搂着母亲，小手拽着谭央睡衣的带子。谭央几天来受的惊吓，对女儿丈夫的思念以及许飞虎的突然出现和死去，这些种种的情绪在女儿的哭泣中也都山洪一般的倾斜出来，母女二人搂在一起任情任性的哭着，毕庆堂有气无力的倚在门口，他的心在妻女的哭声里沉沦再沉沦，溺于其中，透不过气，他不知该如何面对，如果说这是有惊无险的话，那么，余下的残局又该如何收拾呢？
那一天，言覃守着妈妈，一步都不肯离开，谭央睡觉，孩子也蜷成一团睡在她身旁。毕庆堂时不时在卧室里坐一会儿，他们都同女儿说话，可他和她，并不说话。晚上睡觉，一家三口都躺在大床上，言覃缠够了谭央，在她的怀里睡着了，毕庆堂将谭央的机械表上足了劲，放到她枕下便关了灯，也躺下睡了。
这个夜里，夫妻俩辗转反侧，直到深夜。谭央刚要昏昏沉沉的进入梦乡时，毕庆堂忽然紧紧的抓住了她的手，她睁开眼，卧房中的窗帘没拉，银色的月光从窗外倾泻到毕庆堂的脸上，他紧闭双眼，微微皱着眉，其实他也苦恼，可他的苦恼同她的一样吗？谭央心里想着，手却紧紧的握住了毕庆堂的拇指。不管什么样的难题，留到明天。她深信，他们的爱、他们的默契、他们的信念是可以排除万难的。
第二天清晨，谭央醒来后发现毕庆堂不在身旁，她站在窗旁看到毕庆堂穿着睡衣站在二楼露台上。谭央换了衣服拿着毕庆堂的大衣也出去了，她拉开门，毕庆堂听见声音也并没有回头。他正抽着烟，烟的灰烬在他周围打着转，仿佛悲哀殉道的鸽子。
这是一个阴天，上海的早春，带着湿润的空气。谭央将大衣轻轻的披到他肩头，毕庆堂笑着回头捏了捏她的手。
“大哥。”
“嗯？”
“这世上愿意拿自己的命来换我平安的人，也只有你。”毕庆堂深深吸了口烟，并没说话。谭央又接着说，“我心里感激，可是做夫妻日子久了，有些话说不出，你谅解我好吗？可是心里，我是想，若有那一日，倘为了你，我也做得到！”
毕庆堂听了甚为动容，回身抱住了谭央，连连点头，“小妹，我明白，我明白。”
谭央攀着他的胳膊，柔声问，“大哥，可是，我心中还是有疑问，我问你，你能回答吗？”
“我答什么都行，只要你能信！”
谭央沉思片刻，点了点头，便开口问，“你为什么要杀他？他和我们的父亲情同手足！”
“怕他伤了你，伤了我，所以杀他。”
“那第二次你开枪时呢？他当时哪还有还击之力？”
“我怕他胡言乱语，伤了咱们的感情。”
听到毕庆堂的话，谭央良久无语，忽而，话锋一转，“大哥，我父亲给我的苦难佛呢？还在你那里对吗？”
对于谭央这个问题，毕庆堂显然是气馁了，微微叹了口气，稀松平常的说，“丢了，不小心弄丢了。”
随即，两个人都沉默了下来，谭央趴在他肩头，并不说话，半晌，毕庆堂有些沉不住气的问，“怎么？你不信？”
谭央便抬起头，看着毕庆堂，幽幽的说，“我信，我们是最亲近的人，我不信你，还能相信谁啊？”她的回答充满了哀凉与无奈。
面对毕庆堂漏洞百出的回答，谭央宁愿选择信任，因为她不想像个不智的女人，无休止的纠缠，让猜忌毁了他们的感情，毁了他们的生活。
由此，毕公馆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馨与安宁。
那个周末，百货公司里的刘经理来公馆里找毕庆堂商量生意上的事，在一楼客厅碰见了和女儿玩的谭央，照例寒暄了几句，谭央看似无心的问起了老马何时回上海，刘经理笑着说，“这月底吧，就是二十八号。”谭央笑着自言自语的重复，“噢，二十八号啊。”
夫妻之间应该有信任，不该纠缠，不该猜忌，这不假。可这后面还有一句，猜忌和纠缠作为态度和手段是不智的，而盲目的信任更是不智。要探究事实的真相来支持这份信任，抑或，推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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