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脱胎于周代的“太学”，又历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学宫”，历经上千年，方有了如今的格局。
在代高祖刘志之前，这世上是本没有“开科取士”的，官员全靠朝官子弟“蒙荫”入仕，亦或者各地“举孝廉”、“举贤达”，因为上位者代代为官，很容易就形成了门阀，致使寒门和仕族泾渭分明，朝政也被门阀所垄断，皇帝很容易变成傀儡。
刘家原本也是门阀出身，自然知道门阀之祸，不可不除，加之高祖用人唯才，知道寒门有许多人才无论是智慧还是能力远胜于常人，只是没有学习的机会，便顶住了重重压力，订立了“开科取士”的创举，使得平民通过自己的能力来改变命运和阶级的途径。
在开科取士之前，国子监便不是什么受欢迎的地方，甚至时兴时废。因为高门大族完全可以靠着父母或门第的关系蒙荫入仕，根本无需考试，也就不需要如寒门一般刻苦读书，学习百艺来谋取出身。
而寒门因为上升无路，即使读书也只能屈为吏胥，很难做官，更进不了国子监读书，普通百姓对读书的欲望和热情就没有那么高涨，国子监沦为了闲散士族和纨绔子弟们混日子的地方。
但高祖开科取士之后，大大的刺激了各地百姓对读书的追求，进而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地方上的官学、书院、私塾不断发展，原本无以为生的寒门文人也可以通过科举或者授徒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加上国子监中每年都有相当大的名额无须经过考试直接进入官僚系统，国子监才真正兴旺发达起来。
高祖开科取士，自然受到了门阀阶级大力的阻挠，事实上，从高祖开始，历经五朝到了刘未当政的时候，科举依旧不能形成常例，而且往往每科只能取几十甚至十几人，极少加开恩科，根本缓解不了朝廷对官员数量和质量的需求。所以除了开科之外，从国子监选取才德出众之士、地方推举“贤良”等等，就成了取士的不同手段，相辅相成。
国子监作为制定天下学子读书的标准规范，以及官学的最高管理机构，自然受到了高祖的重视。当年为了表示对国子监的重视，第一届的国子监太学生自然是人才济济，其中有宰相的子侄，朝中百官的子弟，寒门庶子，甚至还有宗亲后族，可谓是海纳百川。
当年的“太学生”，被民间俗称为“潜相”，意欲入了国子监，能一步步升为太学生，就等于已经踏入了朝廷的大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生活引起人们的遐想，更加对读书趋之若鹜。
由于代国的国子监创立之初太学生出身不同，自然摩擦也不少，各种欺凌和不公之事时有发生，高祖为了让学子们不要过早学会倾轧和结党营私之道，也是为了兼听则明，便给了太学生们一项特权，那便是“叩宫门”。
国子监的太学生之首叫做“掌议”，掌议有直入内城的权利，太学生们如有对国家律法和皇帝施政的不满，或是有极大的委屈，可以联名上奏，由掌议“叩宫门”向内官递交奏疏，对天子直抒己见，任何被“叩宫门”的皇帝不得推脱敷衍太学生的请求，必须立刻做出批复。
一开始高祖的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是“叩宫门”一下子变成一种特权和时髦的事情之后，高祖就得自食其果，不停的接受各种异想天开或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来“叩宫门”的学子们。
到了最后，在百官的幸灾乐祸下，高祖只好又加设了一条——不到奸臣乱政、皇帝昏聩、朝纲不振的情况，太学生们不得无故“叩宫门”，如非情况危急擅叩宫门者，从此不得入仕。
因为有了“不得入仕”作为皇帝约束的手段，太学生们对“叩宫门”才没有那么热衷，也谨慎了起来。既然要“叩宫门”，自然是要抒发对朝政和皇帝的不满，但谁也不能肯定“叩宫门”的时候皇帝正好情绪不佳，又或者就是小肚鸡肠，虽然见了学生，也做了批复，但是就是不给你入仕了。
再说，做了批复也不代表就会听你的，说不定就是敷衍，何苦拿自己的仕途去赌？
所以自高祖之后，太学生们很少动用这个特权，不到了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没人去叩宫门。每朝的皇帝也往往拿自己担任皇帝期间士族不叩宫门作为治理国家还算平稳的标准，往往以此自得。
上一次太学生们“叩宫门”，还是恵帝给商人们封爵，以表彰他们在平抑物价、救灾修路上的功劳时，引起了士林的震动，叩了宫门。
那一次“叩宫门”的结果，以太学生们大获全胜结束，恵帝从此以后再未对任何商人封过爵位或者授过官职，那一批封爵的四位皇商就成了代国仅有的几位封爵商人。
刘未宠幸贵妃、子嗣不丰，乃是私人的事情，太学生们当然不会以这个来抨击皇帝当政不稳，也没有叩过宫门，即使当年刘甘有断袖之癖，也没让太学生们叩过宫门，概因皇帝的癖好不能够当做治国的弊端。
所以不仅仅是刘未，就连朝中所有的官员都没想到，在这种时候，太学生们居然叩宫门了，一叩叩的还是这么要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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