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运动，张静江第一个想到的是上海，因为张家在上海有一定的影响力，加上湖州商会的支持，经费和人员很容易找齐。可上海搞运动和游行有着很大的障碍。因为，上海是王学谦的地盘，政府很容易警觉，并采取制止的措施。
当然张静江也不是没有想过在上海发动游行的时候，制造流血惨案，然后推到王学谦的头上。可惜这个念头也无法达到。在上海能够瞒得住杜月笙的眼睛的事真不多，除非他不想知道。这位也是杀伐果断的主，而且手段毒辣，真要逼急了杜月笙，他敢让张家灭门。
就算是张静江最后赢了谋划，可是张家人死绝了，他还忙活个什么劲？
上海不行，就只能是燕京。
至于什么不是广州……这个问题有点尴尬，广州在二十年代初，现代学校太少，不符合运动的条件。还有一个原因，广州是‘国党’的大本营，而且现阶段聚集在广州的激进分子太多，真要搞的出格一点，很容易动摇‘国党’在广州的根基。
别说这时代的广州是个火药桶，就是民国都是个军火库，一点就着，一着就炸。
可有些东西也要分行业，有道是术业有专攻，对于广州的国民政府来说，搞游行真不是他们擅长的，孙大先生的名声就从反对中央集权开始的战争。
更贴切的说，是几次护法战争。
法，是宪法。
战争，是针对北洋军政府的战争。
当然结局就不用说了，每次都是声势很大，不成功便成仁的器宇轩昂。可‘国党’在打仗方面很不专业，从战争发起到交战，都仓储的如同是报纸上的笔战，开弓没有回头箭是不假，可连正儿八经的作战部署都有失算计了。撒开了，叫嚣着要：“搞死袁世凯！段祺瑞！”
这结局就不用说了，每次跑的都是孙大先生。人死了无数，钱花了无数。
可是哪怕只有一次在军事上的胜利也就罢了，问题是一次都没有。奇怪的是，孙大先生凭借着这几次战争，在民国的声望达到了巅峰。有道是盛极而衰，孙大先生的声望走下坡路是在这两年，说起来也是要从前年说起。
当初孙大先生坦言，只要北洋的大总统徐世昌退位，他的那个非常大总统也不要了。
这话说的那个叫潇洒，可他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徐世昌还真在不久之后真退位了，搞的孙大先生很无措。
怎么就当真了呢？
他只是随口说说的呀！
还能不能做一辈子的死敌了？
孙大先生压根就没想过要辞去非常大总统的职务，他是一辈子的‘造反’家，要是动不动就辞职退隐，还怎么革命？当时确实搞的很尴尬，民国的名流们纷纷指责孙大先生说话不算数，做人没品，这事连胡适都参与了，而且还蹦跶的挺欢实，甚至骂孙大先生为‘国贼’。说别人像不要钱似的，可是轮到自己就不成了，属于死要占便宜，不肯吃亏的主。
可孙大先生呢？
他无所谓，骂他‘国贼’的人多了去了。多一个胡适不多，少一个胡适不少，由他去吧！
当年杨度曾经和他还是不错的朋友，在东京的时候和汪兆铭和孙大先生都走的很近。甚至同盟会成立也是因为杨度的关系，他将好友黄兴介绍给了孙大先生，并促使了双方的合作。可在民国建立不久之后，他就在报纸上公开骂孙大先生是‘国贼’。
说白了，每一个野心家都有一个崇高的目标，孙大先生或许不符合野心家的标准，但目标确实有，而且很崇高。
可这一点用都没有，‘国党’这两年在他的强硬态度下，朝着下坡路一路狂飙，不带减速的。而陈炯明‘叛变’，驱逐孙大先生成为‘国党’最为危急的时刻。要是局势再恶化，‘国党’可能都要从民国舞台上被驱逐出去了。和北方的合作，才让‘国党’挽回了一些下挫颓势，可就算是这样，孙大先生也无法阻止自己声望的下滑。
不过最近一年多，他想明白了，自己年逾花甲却一事无成，主要是技艺不精。
造反没军队，等于是白忙活。
报纸上见天的骂当官的是汉奸，有用吗？
没用，一点用都没有。
于是这才有了‘国党’将一部分重心放在军队建设上，当然也就是一部分，另外的精力还是放在老花样上。搞刺杀，搞舆论宣传，可收效甚微。主要是民国的官场已经熟悉了‘国党’的这些套路，都防范着呢？以至于‘国党’很多手痒的主只能拿自己人来练手。
至于学生运动……别说‘国党’不熟悉，就是民国的任何一个派系，不管是在野的，还是当政的，都不熟悉。就像是突然迸发出来的一样，文化运动其实对于政客来说，都是害怕的。因为政治家本来就是引导文化和思想的潮流的一小群人，忽然间发现一群毛孩子都冲在自己跟前横冲直撞，闹不闹心？
好在民国也有人探索出了一条学生运动的道路，只不过大本营在北方。
文化运动也好，学生运动也罢，都要有一个前提，学校多。
而且小学没用，至少得中学以上，在民国符合这个条件的城市有两个，燕京和上海。
当然在上海也没用，上海的教会学校多，而教会学校基本上还有另外一个名词，贵族学校。比如说圣约翰，从中学到大学都有年级，而这所学校可以直通哈佛大学。在这样的学校里，没人会想着去搞运动，学校也绝对不允许。还得找公立的学校，那么在民国只有一个城市符合条件，那就是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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