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四日，左屯卫大将军云定兴疾驰忻口。
云定兴于十二日夜间抵达崞城，在此他接到了晋阳留守行辕送来的密件：初九李渊率河东援军抵达晋阳，初十杨侗率东都援军抵达晋阳，十一日杨侗和李渊率军北上雁门，同日晚些时候杨义臣率西京援军抵达晋阳。
这份密件于十一日夜间发出，十二日夜间抵达崞城，四百余里路程仅用了十二个时辰，可谓极速。然而，晋阳留守行辕为何在初九、初十没有发出援军抵达的消息？云定兴的手下僚属亦是出自贵族，对云定兴的忠诚度应该没有疑问，出现这一离奇情况，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不敢发出消息，担心会损害到云定兴的利益。换句话说，云定兴在离开晋阳之前，或者在崞山前线，都已经考虑了雁门失陷皇帝被俘后帝国政局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为此他也做了两手准备。
两京贵族以各种借口蓄意隐瞒支援一事，其目的何在，大家心知肚明，既然如此，云定兴当然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完全没必要与两京贵族因为这么点小事而心生龌龊，该“配合”的时候还得配合。
杨义臣到了晋阳，晋阳留守行辕马上就发出了消息，显然出自杨义臣的授意。这个时候，云定兴却依旧不知道越王杨侗和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李渊所在位置。由此可以推测到，西京贵族正在给东都贵族“下黑手”。
云定兴拿着密件，不但没有因为援军的及时赶到而欣喜若狂，反而阴霾层生，胆战心惊，更有一种想杀人的冲动。某好不容易从当年的风暴中活下来，好不容易东山再起，你等这些无耻的东西却又来陷害某，要置某于死地，还让不让人活了？
云定兴权衡再三，毅然决定，急奏皇帝，十二日夜接到晋阳留守行辕密件，两京援军并河东援军共九万大军已离开晋阳，正急赴雁门而来。至于三支援军何时抵达晋阳，哪一个先到晋阳，他故意隐瞒不报，以便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
十三日，云定兴接到了杨侗和李渊的书信。很明显，东都权贵给西京权贵算计了，而此事一旦“发作”，皇帝固然大怒，要举刀杀人，但云定兴也把东都权贵得罪完了，尤其越王杨侗及其背后的山东第一豪门崔氏，肯定会误会他与西京权贵联手“陷害”，势必不惜代价杀了他以为报复。
稍一思量，云定兴当即决定，亲赴忻口，亲自与越王杨侗、越王长史崔赜、唐国公李渊商讨善后之策。
他宁愿得罪西京权贵，也不愿得罪东都权贵。很明显的事情，这场决战皇帝打赢了，皇帝肯定要借助浩大武功发动新一轮政治风暴，来打击政治对手，为他继续推进改革和稳定国内局势、缓解国内各种矛盾铺平道路扫清障碍，而做为帝国最大保守势力的西京贵族集团，则必然要遭到新一轮打击。
上次因杨玄感叛乱而引起的政治风暴，本来要给他们以重创，但当时东征尚没有完成，北虏又在一侧虎视眈眈觊觎北疆，皇帝迫于内外重压，不得不“高抬贵手”，而他们也想方设法“合纵连横”，巧妙躲过了一劫，然而这一次，皇帝恐怕不会再大发善心、高抬贵手了，否则，他倍受掣肘，根本就无力去解决国内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十四日入暮，云定兴抵达忻口。
寒暄几句后，云定兴便拿出了从晋阳留守行辕发给他的密件，然后又拿出杨侗和李渊发给他的密件。
杨侗的脸色当即就变了，这时候他才醒悟过来，崔赜在“骗”他，李渊也在“骗”他，以崔氏为首的山东人和以独孤氏为首的关陇武川人都在有意利用这场南北大决战置皇帝于死地，并乘机更替皇统。这太可怕了。
崔赜和李渊却是神色平静，波澜不惊。
此事就算云定兴不主动前来告之，或者云定兴暗中帮助西京权贵来“算计”他们，他们也不怕，他们早有对策，他们手上有一张“王牌”，那便是伽蓝，而伽蓝的后面还有裴世矩。裴世矩只要张张嘴，黑白颠倒一下，顺着皇帝的心意指责西京权贵几句，那么西京权贵便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寻死路。实际上，只要决战打赢了，“受苦受难”的便是西京权贵，既然如此，东都权贵有什么好担心的？再说决战已经胜券在握，就更不用担心了，这时候西京权贵在背后“下黑手”，岂不正中皇帝之下怀？
不过云定兴既然来了，既然来“邀功”，既然来主动示好，又何必拒人于门外？
崔赜懒得在这种小事上费口舌，把杨侗拉进偏帐，一边安慰一边向他分析和解释其中的复杂原因和关系，总之一句话，决战打赢了，伽蓝在帝国成了人人景仰的英雄，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也非常稳固，这些对杨侗来说都是好事，都帮助他进一步接近了皇帝的宝座。至于云定兴所提到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实在不值一哂。
李渊与云定兴也是相谈甚欢，最后云定兴还主动出了个主意，他让自己的僚属写封有关李渊和杨侗抵达晋阳的密件，把发出密件的时间定为初十上午，如此则“天衣无缝”，再也找不到破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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