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十七年将近新年的时候，大明东南，江海汇聚之地的新兴工商业之都上海市这里，正是繁盛热闹的时候儿。
和崇祯领导下的帝都北京城的日益清冷不同，本是一片安静悠闲的鱼米水乡的上海，却提前二百多年开始腾飞，现在已经有了那么一丝东亚魔都的味道。
在临近吴淞江的十几条大街上到处都是生意兴隆的商铺，有贩卖南北货的，有贩卖洋货的，也有专做出口生意的商行，也有顾客盈门的酒肆、茶楼、客栈、楚馆，伙计们操着南腔北调，在门口吆喝叫卖。进出吴淞江各浦码头的运货运人的车子，哗愣愣的碾过街道。
街上除了百姓，还有穿着蓝色绸缎面军服的，操着“胡建”口音的御海军官兵们在兜兜转转，吃吃喝喝。这些都是跟着郑家从泉州府迁到上海的“第一代老上海”了，也不知道以后的上海话中会不会带着一点“胡建”音？
这里的洋鬼子也很多，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法兰西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葡萄牙东印度公司、丹麦东印度公司......哦，还有一家印度东印度公司（是印度的波斯商人开办的），都在上海开办了商行。街道上时不时的就能看见穿着洋服或是明朝服饰的各国商人或他们的家眷走来走去。
还有穿着和服的日本人，眯着小眼睛在上海街头穿过。现在大明和日本的关系在后世的人看来很奇怪，一方面两国围绕朝鲜半岛展开争夺战仍然在继续，而另一方面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却依旧热络。不仅荷兰和葡萄牙（葡萄牙已经在1640年脱离了西班牙国王的统治）的朱印船继续往来于两国之间，甚至郑家的商船也一如既往的占据日本对外贸易的最大份额。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当然是因为大明朝廷和德川幕府都需要维持正常而且可控的贸易往来，这对他们双方都是有好处的。而中断贸易，则是明朝和德川幕府都无法办到的事情。
大明朝廷这边还需要荷兰东印度公司配合自己在南洋和南方大陆的扩张，所以不可能阻止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日本的贸易——大明的生丝在日本极受欢迎，而日本的漆器则远销西洋，那么好的买卖荷兰人怎么可能不做？所以禁止郑芝龙从事中日贸易，就等于把市场白白让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展太好，对大明的海上利益当然是不利的。
与其让荷兰人做大，不如继续让郑芝龙把持日本的对外贸易。
而日本德川幕府那边，则担心西南强藩和郑芝龙进行走私贸易发展太快......现在深陷朝鲜战场泥潭的幕府，当然不希望国内再出乱子。所以对西南诸藩和郑芝龙之间的贸易往来，只能睁一眼闭一眼。
而幕府遏制这种走私贸易发展的唯一办法，就是让郑芝龙的朱印船继续进入长崎、平户、大阪、水户（日本现在也走在开国路线上，所以开放了平户、长崎、大阪、水户、直江津等五个贸易港）等港口进行贸易。
不过幕府的开放贸易的政策，并没有组织西南诸藩发展自己的走私贸易，反而刺激这些强藩更加大胆的“走出去”。到了崇祯十七年的时候，包括萨摩、土佐、肥前、长洲在内的西南强藩，都通过他们的御用商人在上海开设了店铺。其中萨摩藩的开设的琉球屋规模最大，在上海商市西南角的古北街上建了十几排房子，占了足足四分之一条古北街。
一行车马逶迤的从古北街附近的延安门进入了商市，沿着长长的延安西街东行。这队车马很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因为在前后护卫的都板甲骑兵，他们骑着的也极为俊美的汗血宝马。他们拱卫的马车，则是一辆镶着玻璃窗的四轮马车。
车子的一扇窗户打开着，不时有两个女子的脑袋探出来，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
这两个女子，一个纤细修长，一个珠圆玉润，正是朱慈烺的正妃郑茶姑和侧妃沈倩。
没错儿，这就是朱慈烺的车队。而郑茶姑和沈倩这两个上海人，则顺路跟着朱慈烺一起回家看看......虽然她们俩对上海这个家乡还非常陌生。
而朱慈烺来上海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刚刚开张的盐业银行能在魔都迅速打开市场了。
盐业银行虽然可以从盐商那里吸纳到大量的存款，但是却不大可能向盐商放债——盐商本质是包税商人，他们是不需要大量资金的，反而会在经营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现金流。
而上海这里的工商业，则需要大量的投资。无论是造船出海，还是在上海本地开设手工作坊，都需要投资。而资金的成本和规模，又直接决定了上海的工商业能否迅速跨过资本主义的门槛。
所以盐业银行成功的关键，就是吸收廉价的盐商资金，然后再高价出借给上海的工商业，从中赚取大量的差价。
除了大量低成本的资金，朱慈烺此行还会给上海的工商业带来巨额订单——朱慈烺可没答应把一亿三千万两白银运往北京，运去了也花不了。靠天津的那点工商业，怎么可能消化那么多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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