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国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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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天子车驾到达临汾。
此时天气已经转冷，大司马大将军李弘有意督请朝中大臣暂时放下政务，转而集中精力赶路，先把天子和朝廷迁到晋阳再说，但他的建议遭到了否决。朝臣们在修订官制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天子车驾不得不在临汾大营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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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官制虽然遵从三公九卿制，但这个三公九卿是指外朝官，也就是外廷。三公九卿的府衙都在皇宫外面。
孝武皇帝雄才大略，需要诏令决策迅速上传下达，但由于公卿权力过大，孝武皇帝受到了很大挚肘，皇权无法如臂指使，于是他开始重用中朝官。所谓中朝官就是设在皇宫内或与宫内有关系的官吏，一般是指尚书、侍中和大夫。他们负责收发文书奏章，位卑而职微，外朝官一般不拿正眼看他们。孝武皇帝于是以“加官”的名义把一些心腹大臣调进了皇宫，并任命外戚担任的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主掌尚书事务，以便于外朝官抗衡，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为首的中朝官体系。
皇帝一般与尚书、加官的朝臣商议大计，而公卿大臣却不能参予，所以中朝官对朝政有更大的决策权，很多政事都是中朝官议定后由皇帝下诏执行。
到了光武皇帝时，三公没有实权，尚书成为出纳王命的显要官职。此时尚书台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和六曹尚书，时称“八座”，地位非常尊崇。
中朝官权重，同样对皇权形成威胁，于是禁中内朝官便开始介入政务。
禁中是指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地方，内朝官多是宦官。孝武皇帝晚期时，考虑到尚书只能在宫中殿阁奏事，不能到禁中传达政务，于是任命宦官为中书谒（ye）者令，负责传递诏令奏章，从此中书令开始牵制尚书令。
到了光武皇帝时，宫禁区别更为严格，士人不能随便出入禁中。禁中宣布政令、接呈奏章等事皆由设在禁中的侍中寺（由侍中、黄门侍郎等士人官僚组成）、东寺（由中常侍、小黄门等宦官组成）和西寺（宦官组成的禁中武装）负责。孝章皇帝时，侍中郭举与后宫私通，拔刀惊吓皇帝，结果侍中寺被迁到了宫中，禁中成了宦官势力的天下。本朝后期由于皇统屡绝，太后和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不便和公卿同堂议事，于是宦官上传下达，成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实际掌权者。自此宦官干政，社稷陷入危难之中。
当年孝武皇帝为了争夺相权，牵制外廷，大力重用中朝官。等到了光武皇帝之后，为了防止中朝势大，又以内朝官挚肘。皇权是无限制扩大了，集中了，但由于权力缺少有效制衡，社稷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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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在武人和士人的努力下，内朝和内朝官被彻底消灭了，宦官绝迹于禁中，但大汉随即就迎来了长达七年的权臣祸国之期。七年的征伐岁月，几乎把大汉彻底摧毁了。
今天，同样在武人和士人的齐心协力下，天子被救了回来，大汉开始走向了中兴的希望之路。
中兴的路很漫长，而中兴的基础就是国政方略，国政方略的基础就是官制。官制不能建立和完善，大汉中兴就是一句空话。
几十年来，朝臣们饱受宦官、外戚、权臣祸国之苦，对官制中的权力制衡有一种近似疯狂的欲望。制衡成为此次官制修改的重中之重。
权力制衡的基础其实就是权力分配，权力分配牵扯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所以激烈的争论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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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制的修改要着眼于将来，所以内朝、中朝、外朝三个官僚体系必须要健全，缺一不可，彻底消灭内朝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内朝要建，内朝的宦官要严格依从大汉律，禁止参政，否则将予以严惩，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制衡皇权，也就是说，天子要把夺去的相权还给三公，还给外朝。宦官和外戚干政的主要来源是因为皇统继承一事随着皇权的增大，逐渐变成了皇帝的家事。皇统继承不是皇帝的家事，而是国家之事，应该由皇帝和外朝共同处理。只要外朝权大，则宦官和外戚干政的可能将大大减少。
外朝权大，最不利的情况就是君弱臣强的时候，强臣往往会演变为权臣，而权臣祸国，自古以来比比皆是，所以外朝的相权必须要得到强有力的制衡。制衡的关键就是中朝权力的扩大。孝武皇帝时，昭宣中兴时，光武中兴时，都是中朝权大，皇权集中，继而天下安宁，国家强盛，所以外朝若再想象过去大秦朝或者本朝早期一样拥有强大的相权，也是不现实的事。
但中朝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也就是说，尚书台必须要交还本该三公拥有的权力。其中最主要的是三项大权。一是议政，国政必须由皇帝、中朝官和外朝官合议决策，皇帝和尚书台不能独自做出决策。二是罢免有过失的两千石以上大吏。在光武皇帝以前，州牧监察奏报两千石大吏不称职者，需要有三公府派掾史核查后才能罢免，但光武皇帝把这个权力抢走了。三是听取和处理上计事宜。郡、国每年终（或三年）要派属吏带着“计薄”（记载户口增减、盗贼多少等情况的文书）到京师汇报，听取朝廷的意见。这件事本来是司徒大人的事，但光武皇帝也把它抢去了，结果外朝大臣对各地郡国的情况一无所知，三公大臣想处理国政都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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