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年9月。
天子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袁滂为副，西上长安，率军剿灭叛军。同时迁升中郎将董卓为破虏将军，与荡寇将军周慎统归张温节制。
朝廷迁钜鹿太守郭典为冀州牧，统领冀州军政，剿杀中山，常山，赵国，钜鹿一带的黄巾余孽。复迁刘虞为甘陵国(即后来的清河郡)相，率部扑灭东武一带的黄巾军。
车骑将军张温接到圣旨，立即去拜访赋闲在家的皇甫嵩，请教征伐西凉叛军的方法。皇甫嵩虽然受到奸佞小人的陷害，但他生性豁达，倒也不是太过计较。张温是当朝三公之一，又是当时名重一时的名士，其位高权重，皇甫嵩当然不敢怠慢，热情招待，细说西凉军事。
皇甫嵩当然希望张温打赢这一战，稳定西北局势，让西北边郡的百姓过上安稳日子，所以他事无巨细，一一说到。皇甫嵩一再强调，要想战胜以骑兵为主的西凉部队，汉军没有十万人的部队不行，没有骑兵不行。张温听完之后颇有心得，心领神会，随即他提出希望得到长安前线皇甫嵩旧部的大力支持，并且要求其从子皇甫郦为车骑将军府从事中郎，也就是高级军事参谋，以协调皇甫嵩旧部和留在长安的周慎部，董卓部，齐心协力共同抗敌。皇甫嵩满口答应，并向他保证留在长安前线的部队在其长子皇甫坚寿和麴义等将领的带领下，坚决听命于张温的指挥。
张温是文臣，虽然对领军打仗一窍不通，但他有不少门生故吏非常在行。
儒家学宗师亲自授业的弟子，再传授的门徒就是门生。当时，一大批士人投靠在以儒学起家的权臣门下充当门生，以图被推荐入仕。门生要向老师进财货，为其奔走服役，以君臣父子之礼事宗师，从而形成一种世袭的臣属关系。权臣旧时的属吏和由他们推荐为官者，被称为权臣的故吏。故吏如同家臣，称长官为府主、举主，为其效劳，致送馈赠，甚至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他们之间是臣属关系。府主、举主死后，故吏要服三年之丧，并继续事其后人或经营其家财。当时不少门阀大族利用门生、故吏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左右着当时大汉国的政治命运。
时任议郎的陶谦就是张温的得意弟子。张温将其招至车骑将军府任司马，随其出征。陶谦出身扬州丹杨郡的小吏家庭，父亲终其一生也不过就是个县令。他幼年失怙，一直是个玩劣小儿，十四岁方才折节向学，以孝廉被推举出仕，历任县令，幽州剌史，议郎。
右车骑将军，钱塘侯朱俊是张温的至交好友。朱俊特意向其推荐了同为江南老乡的门下弟子吴郡人孙坚。
孙坚是吴郡富春人，其家世代在吴地作官。他少时为县吏，十七岁时就单挑群盗，名声大噪，历任郡县的司马，县丞等职，在当地声望颇高。去年朱俊奉旨讨黄巾，孙坚担任他的佐军司马，随他南征北战，多次立功，被迁升为北军屯骑校尉下的一名别部司马。
张温非常信任朱俊，知道他不是为了什么私情而特意提拔老乡，他推荐的人一定很有能力。于是他奏请天子，征调孙坚为车骑将军府的参军事，也是高级参谋，和从事中郎差不多。
张温同时按照皇甫嵩的意见，准备从北疆幽州各边郡抽调精骑到西凉战场参加作战。他的原意是征调最近声名鹊起的豹子李弘，但这个消息不知怎么被中郎将卢植知道了。
卢植是公孙瓒的老师，这个扬名立万的机会当然要给自己的学生去争取。卢植立即登门拜访。李弘和公孙瓒比起来，无论资历，声名，军级，都差得太远。卢植的这个面子张温自然要给。他立即奏请天子，以八百里快骑上幽州征调，命令公孙瓒调集一万骑兵务必在十月中旬，也就是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赶到长安。
公孙瓒一走，辽东和辽东属国，以及辽西三郡就缺少一位强悍者坐镇边陲，威慑乌丸人和鲜卑人。李弘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用他就要提拔他为秩俸比两千石的官员。于是朝堂之上再起争吵。以大将军何进，汉室宗亲，中常侍为一方，太尉张延，司空杨赐等名士大臣为一方，各执一词，大吵特吵。天子颇有兴趣地看着各位大臣的表演。
按道理，以李弘这种出身低贱，靠军功升职的军职人员，无论功绩多大，要想在这个年代升迁到秩俸比两千石的官职上，根本不可能。
在汉朝，校尉，都尉都是比两千石的官员，在郡国，军队里，都是大官了。
统辖军队的将军在两汉一般很少设置。将军地位尊贵，与将军号少且不常置有关，但更主要是跟秦汉以来社会具有浓厚的尚武精神有关。将军掌征伐背叛，非常尊贵，三公等权势尊贵的大臣常常受到天子的嘉奖，他们经常以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等重号将军辅政。东汉中前期，度辽以及其它杂号将军秩俸都是二千石，与郡太守地位相等。除度辽外，其它杂号将军一般事罢即撤。度辽将军是朝廷设置在边疆专门对付匈奴人的。将军职位为世人所看重，无论重号将军还是杂号将军，地位都很高。许多文职官僚也常常加重号将军，不统辖军队，只是作为殊荣而加赠。校尉、都尉等军职也是如此。在战争时期，不少官僚都是以校尉、都尉领郡太守职。当然，各校尉、都尉也不可一概而论。中央武官五大校尉的地位就比边军的校尉要高，中央武官骑都尉也比郡国的都尉地位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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