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行至城下，赵昺向城头了望，城上戒备森严遍插旌旗，不但有士兵固守，也有往来不断巡逻的马队，而城门紧闭，吊桥拉起。城下的护城壕通过两湖与长江相连，虽已经到了枯水期，但壕中的积水仍灌满了多半个城壕，若想越过壕沟并不容易。当他们的船队靠近时，城上的守军立刻敲响了警钟，不过片刻城头上已经站满了兵丁，向着船队开弓放箭，释放床弩。
“不要理会，拉开距离迅速通过！”王猛见箭矢绵密，欲左转向湖中深处躲避，赵昺言道。
“放下防护板，各炮做好射击准备，航向不变，加速通过！”王猛立刻下令道。
随着舷窗上的防护板落下，舱中顿时变得暗了下来，但仍然能听到箭矢射在船板上发出的沉闷敲击声，应该说城池上配置的抛石机和床弩对龙船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而前方便是南湖与长江相连的湖口，航道骤然收窄，若是反击必然影响航速，还不如加快速度来的安全。
“真是欺人太甚，他们也居然攻击我们！”王猛突然恨恨地道。
“不要理会，他们伤不到我们。”这一段水道要经城外的防浪堤边通过，元军在此派驻了兵丁依堤防守，并建有战棚。听了王猛的话，赵昺将舷窗上的观察孔打开向外看去，便见守护长堤的元军看他们过来也纷纷射箭，抛投石块，而让人恨的慌的是其中不少百姓竟也夹杂其中向他们扔石头，一些人甚至爬到堤上高举石块向他们的战船狠砸。
“陛下，这些刁民见王师到来不开城响应，反而助纣为虐，待破城后定将他们一并剿杀！”文天祥看过去恼怒地道。
“文相不必动气，何必与这些百姓计较，他们也许只是觉得好玩儿罢了。”赵昺笑笑对一脸戾气地文天祥言道。
“陛下，他们既知是我朝百姓就不应附敌，而是奋起反抗暴元。可如今他们又做了什么，不仅未做抗争，反而助敌难道不该杀吗？”文天祥听到石块砸在船顶发出的咚咚声更为气恼的道。
“文相，为稳定局势，镇压一批叛臣是应该的，可若是一味靠杀戮来迫使百姓屈服，却绝非上策，否则我们又与暴元何异？”赵昺听了皱皱眉言道。
当初赵昺为了震慑敌军和沦陷区的民众，曾在攻克广州、泉州之后实施白色恐怖，将所有蒙元派驻的官员及附元的本朝官员全数处死，家财和女眷充官。复国之役开始后，为迅速平复占领的沦陷区，下旨镇压蒙元官员和叛臣及附敌者，不过为防止滥杀，还是限定了条件。
在他主持的江浙地区，虽然也镇压了大批蒙元官员和汉奸，却没有发生扩大化，也为涉及寻常百姓和普通商贩。但是主持江西和广西战场的文天祥却实施铁血手段，不仅将蒙古人及色目人全部处死，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且将镇压政策扩大化，凡是与蒙元有牵连的普通百姓和商户皆被列为镇压对象，他们的土地被没收，家产被充公，严酷的镇反以致很多人逃亡，本地连合适的官员都选不出来。
文天祥之所以如此，赵昺分析这固然与其嫉恶如仇的性格有关，却也和其这些年的经历有所关系。当年他被排挤出朝，在剑南开府召集义军抗元，起初一呼百应迅速聚起了数万人。但是随着蒙元兵力的增强，处境越发艰难，不少人开始脱离抗元队伍，甚至投降元廷，使得义军实力被严重削弱，导致失败，其兵败被俘。
另一方面是有关家事。文天祥有三个弟弟：文壁、文霆、文璋。其中文霆早卒；文壁小文天祥一岁，景炎年冬天元军猛攻文壁驻守的惠州，担任知府的他开城投降，小文天祥十三岁的文璋，跟随文壁投降。两年后的祥兴元年，文壁辗转到达琼州，文璋则退隐乡间不仕。
此后，文天祥脱险就任右相，行朝迁往琼州。时人对此事多有摘指，哥哥那么忠烈，弟弟却做出了有损其英名的丑事。文壁上书朝廷请罪，并自辩投降的理由：其一，不绝宗祀，文天祥两个儿子一个早死，一个于战乱中失散，文壁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了文天祥；其二，文天祥母亲身死他乡，一直没有安葬，需要举灵柩归乡；其三，不同于元军刚侵宋时的投降派，其降元之时，朝廷实际上已经灭亡，抗争的结果只能使全城百姓跟着倒霉。
赵昺知道中国人面对英雄，在不断的感动中，道德崇拜也往往升级。如果这种崇拜离开了本质，丧失了人性基本的理解和同情，就变成了道德绑架。有人觉得文天祥应该谴责弟弟们，可是相反他并没有想人们希望的那样做，对此事表示了缄默，让有些人十分失望的同时，又对其进行谴责，作诗讥讽。
最后，赵昺拍板下旨革去文壁的功名，终生不得入仕了却此事。但是文天祥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和精神压力。如今铁手锄奸既有痛恨的成分在内，也有担心朝中有人再借此做文章，必定江西是其家乡，所以矫枉过正将镇压行动扩大化。不过当下形势已变，其若仍然如此必然会导致不良后果。
“陛下之意臣明白，但是他们遗忘旧朝，甘心侍敌，却不敢愤而举义，实乃做了鞑子的顺民，我们岂能轻易饶过，陛下不要过于仁慈。”文天祥指指长堤内带着戏谑之意，看着座船狼狈的在狭窄的水道中左右躲避的百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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