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西洋教士在咸阳驻扎了下来，他们带着一笔教廷颁发的活动经费，所以很快就自行建造起了一座简单的木造修道院。且不说天主教布教全世界究竟包藏着什么样的祸心，单说这两人的勤奋，倒是非常让人佩服。
他们利用上午朱军士兵在训练的时间，积极地向穷人们宣扬教义，下午就是给朱军士兵们上数学、物理、天文、地理等课目的时间，上完课，两人又赶紧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传教事业之中。
可怜的是，两位教士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天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利已主义精神的国度，信仰对于天朝人来说太过奢侈。
不论是佛教、道教、天主教还是什么某某教，传达给教众的往往是舍已为人的精神，但天朝人更多地讲究怎样从求神拜佛中获取利益。举个例子：天朝人给神佛上香，布施香火钱，其实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心灵平静，也不是为了拯救全人类这种高尚的目标，大家求神拜佛，仅仅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付出，让神佛能施舍给他们一点什么。这是一种价值的交换，我给你上香给你供奉，你得实现我的愿望，否则我就不信你了。而这种精神，距离佛教的割肉喂鹰，或者天主教的无私奉献都相去甚远。
利类思和安文思刚开始传教，就受到重重的阻碍，例如他们向一个穷人传播教义，那穷人就会反问他：“我信了天主教之后有什么好处呢？耶稣会保佑我生很多个儿子吗？咱们的送子观音有这本事哦。”
利类思和安文恩大汗。天主教十分坚持一夫一妻的制度，中国人纳妾的这种习俗在天主教中属于“十戒”之一，绝对不可妥协。但中国人为了“多子多福”，讲究多纳妾室多生子，这可真是冲突得不行。
后来经朱元璋指点，两位传教士不再用直接的方法布教，而是把修道院办成了免费的医院，他们把药物藏在“圣水”中，喂给生了病的穷人喝，穷人的病好了，就被归功于耶稣显灵，靠着这种无奈的办法，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慢慢使得穷人们开始认可天主教。他们甚至用“圣水”去对付蝗灾，在一次成功地应付蝗灾之后，才终于有几个人接受了洗礼。（注：《圣教入川记》中有关于洒圣水治理蝗灾的记载，应该是西洋人用了什么奇怪的药物制成了驱蝗药，但史书记载不详。）
诸位头领对于朱元璋教西洋人这种骗人的法门感觉到奇怪，朱元璋只是笑了笑道：“骗他们开个免费的医院帮穷人治病，甚至还可以帮咱们驱一驱蝗虫，有啥不好的？”
众头领这才恍然，他们的地盘一下子从三个县扩张到半个陕，许多方面无力顾及，像这样骗西洋人来开个免费的医院，帮百姓做些实事，倒确实是个挺实惠的方法。
当然，这两个人最重要的作用，是让朱元璋与西欧人的情报体系挂上了勾，此后每过一段时间，他就能从利类思和安文思那里拿到一手海面上的情报，虽然这些情报通过教廷那不怎么高明的情报网辗转到陕*西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好几个月，但有总胜于无，对于拓宽视野，注视整个世界，是有正面作用的。
时间一晃，崇祯八年的夏天来了。
此时已到了早土豆收获的时节，整个陕南都沉浸在一片喜气洋洋之中，就如同当初白水的百姓们第一次收获土豆一样，整个陕南的百姓都被这种新式农作物震憾了。家家户户都肩担背扛着大筐的土豆从田地里往家里搬，许多被饥饿和贫穷折磨了几十年的百姓，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今年不用担心饿肚子。
白水、澄城、大荔这几个地方自不必多说，新占领的洛川、宜川、蒲城、华县、咸阳等地，朱军的声望大幅度上涨。乡绅、百姓们本来是被逼着种植的土豆，心中对朱军未尝没有愤恨与不满，只是不敢表现出来罢了，等到土豆迎来丰收，每亩地几千斤的粮食收起来，他们心中的不满情绪顿时一扫而空，转而化为了对朱军的敬佩与拥护。
老百姓就是这么简单的，他们可不认谁是皇上谁是臣子，他们只认谁对自己好，谁对自己差。朱军用一次强行推广土豆，证明了他们的政策对百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应有的支持。
许多乡绅放松了对朱军的戒备，几只一直活跃在暗地里，打算随时和朱军拼个鱼死网破的乡勇军，居然主动走到了明处，表示愿意接受朱军的管辖。
朱军随之宣布调整税赋，将大明朝原定的春赋、秋赋，改为夏赋和秋赋，也就是将两次收税的时间分别调整到了早土豆和秋土豆的收获季节。
百姓们对此自然没有异议，反正一亩地收上了几千斤粮，就算以十税三的比率上缴了税赋，他们仍然可以吃得饱，穿得暖，比起以前来说日子好过了许多。
李攀龙家里的土地也获得了丰收，他家有千亩田地，前几年因为旱灾，几乎没收起来什么东西，但今年可不同，一亩地收了一两千斤土豆，千亩田地得收多少？他简直算不清楚这笔账，只知道自家管账的老管家眉飞色舞，上窜下跳，一幅可以吃不完兜着走的架势。回到家里，别说地窖，就连厢房、客房、柴房里都堆满了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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