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修的可不是几个破寨子，如果不想进攻，只是防御，自延州到环庆路，这些寨子的作用无可替代。
至于近亿钱帛，没有虚言，几年下来，朝廷向陕西投放了是有近亿财帛费用，但不是让范仲淹一个人用掉的，范仲淹用掉的仅是其中一部分。
范仲淹脸色沉重，也没有不高兴。
他不是韩琦，若是韩琦，郑朗反而不会说出这句话。、
听出郑朗话外之意，不是破寨子，但相比于朝廷的投入，陕西诸边路取得这点成绩，实在有些拿不出手。
富弼在契丹很苦逼，郑朗也几乎在做着一件十分绝望的事，他拥有一千年的历史知识，看得很清楚，但身在局中，又有几人能看清楚？包括范仲淹在内，以后的许多人十分聪明能干，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固执己见。没有这份固执，就没有三百年第一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就不会脱颖而出。
可因这份固执，想要他们放弃心中的想法，会有多难？
郑朗感到比征服西夏还要难！
他还做着一份努力，希望未来那场闹剧，多少留下一份光亮的颜色。喝了一小口酒，又说道：“再说兵。国家用厢兵本意是收容难民流民，给他们一条活路，不让他们被宵小蛊惑，发动暴乱反叛。用意是好的。发展到今天，也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可以从中挑选出精锐士卒补充禁军，提高禁军战斗力。还可以用来替朝廷做一些力役。但至于在养活五十多万厢军？况且朝廷还有更庞大的力役，包括弓箭手与壮丁。一年得多少用费？有没有起作用？战争到来，除边民外，朝廷用上多少弓箭手、壮丁与厢兵？兴修三白渠，又有多少厢兵与力役参与？一方面人力极度浪费，一方面多处地区因为逃田或者灾害原因，又无人耕种田地。希文兄，你认为是对的吗？”
说得有些偏颇。
这些人天南海北，不在一处，陕西用兵，不可能全部调到陕西来。三白渠工程浩大，仅是当地一些力役与厢兵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不得不雇拥大量当地百姓，或者采用郑朗在太平州的做法，以田换力，郑朗裁来的士兵也参与到这个工程当中。否则就是有了充足经费，想要竣工，也不知道等到那一年。
但厢兵制度肯定出现了错误。
“八十多万禁军，河北路两百五十几营，河东路一百六十几营，陕西路三百三十营。不包括更多的厢兵、蕃兵与当地的弓箭手，仅是正规禁军达到七百多营。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禁兵，御敌也。什么叫御敌，难道只能等着敌人出击后被动的挨打，不能做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譬如大夫医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是治病的好法门？汉唐可曾有过这样的故事？若是策略得当，裁掉一半禁军，会产生什么样的积极意义？为惩枝大于叶，而使地方割裂。边境驻军越多，京城禁军随之增加。于是京畿各路拥有近七百营禁军。边区裁掉一半禁军，京城也可以裁掉一半禁军，七百多营，三十多万军队，一年节余多少费用？一个平安监让举国上下欢腾一片，但平安监的收入能养活多少军队，四百营，三百营，两百营？”
“冗兵乃是我朝祸端之一，”范仲淹沉声说道。
裁兵郑朗在做，庞籍与范仲淹也在做。但两者性质截然不同，范仲淹与庞籍渴望的是一种和平环境下，逐一裁军，减少国家支出。再加上他们军事思想是消极防御为主，所以注定他们成了议和派。
郑朗裁军目标不仅是减少开支，也是为了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逐一将老弱病残与不思进取的士兵裁去，这支军队数量上减少，战斗力却提高了。
长远想法更不同，郑朗从骨子里痛恨宋朝这种不思进取，消极防御的想法，他所想的裁军，是将周边强大的敌人铲除削弱，从根源上逐一裁军。比如歼灭西夏，没有西夏这个国家，仅是一些地区性的势力，西北本地再有一批忠于朝廷的蕃兵，以及一些弓箭手，只要驻扎一百营禁军，就可以掣肘整个西北。若将幽云十六州拿下来，将长城修新修葺，河北河东路同样可以裁去两百多营。
就算京畿集中兵力遥控四边，有四百营禁兵足矣。
去掉七百多营的禁军，会省下来多少钱？
将整个南海与大洋洲开发，也未必能满足宋朝七百多营禁军的消耗！
“希文兄，不仅如此，京畿周边地区近七百营指挥，京城附近禁军四百七十几营，按照上报朝廷的，每营有兵四百余人，但可以将他们召集清点一下数量，看看最后倒底有多少人！”
“禁兵不是一无是处，陕西爆发战争以来，也有许多禁兵表现亮眼，但总体而言，有多少禁兵能上战场厮杀？我朝立国才九十年，若是立国一百九十年，长时间堕落，京城禁军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希文兄，你也在陕西呆了很长时间，知道战场上军队数量是一部分，但不是一个绝对因素，否则麟府路我军不可能多次以少击多，大败昊寇。将领贪墨情况越来越重，手段越来越多，下层士兵没有积极性，京城养了这么多禁军，万一有事来临时，会不会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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