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盐的事让朝廷小小震憾，但不会真将它当成暴动与谋反。它是第一次出现，可类似的事情发生许多，比如水利，阻挠拆田还湖，修堰筑坝，严重的导致江湖泛滥。更有甚者，雇人掘开河堤，以取菱藕之利。
但对杭州发生这样的事，并且波及到两浙其他地区，朝廷十分不满。
然而上书的只有江钧，没有看到郑朗的书奏，朝廷一直在观注，没有给出结论。
直到罢市……
罢市对国家影响也不会很恶劣，可继续波及到两浙，再拖上一两个月不解决，后果谁都不能预测了。
朝廷终于开始协商。
双方对错，朝廷许多大臣心知肚明，不是罢盐与罢市，是双方不和角力的产物。两个转运使肯定犯了错误，郑朗也不好，咄咄逼人，以下犯上是跑不了的。小事化大。一查私盐，必然会有许多事发生，也懂，但你想查，石介也是你推荐的巡盐使，必须将度控制好，否则也有责任。
不管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作为宋朝正统的士大夫，许多人已意识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含义，后来王安石变法反对者众多，固然是变法激烈，导致许多弊端出现，还有王安石变法性质成取民财敛之于国，不少大臣也反对这做法。盐专营形成于唐朝后期，宋朝更加过份，弊病多多，因此许多大臣隐然将它视为与民争利的一种畸形国政。只是国家用度太多，没有大臣敢说中止。郑朗大肆查私盐，也不符合这部分大臣的看法。况且当初是杭州全州百姓签名请郑朗赴任的，包括郑朗打压的一部分人在内，郑朗这种做法，也不大好。
赵祯自己都不赞成为朝廷敛财，极度骚乱地方，那怕官员没有从中贪污半文钱。
更多的人不懂为什么郑朗刻意招惹江钧。
没有这个必要，韩绛将江衙内打了一顿足矣，为什么还要打？
然而不能说。
郑朗那本中庸很理智的，有许多大臣认真看了几遍，不少大臣还将它搬到自己执政政策当中。不可能象自己这样想的去做，于是坐等郑朗的书奏。
这导致朝廷协商没有结果。
赵祯十分郁闷，下诏书让郑朗写密奏呈上，有什么安排不好说，但可以对朕说，难道朕还会出卖你？为什么没有奏报抵京。
正等待时，江钧的书奏一封接着一封呈上。
所谓恶人先告状，正好用来形容他。
连同各个亭户联名上诉书也呈到朝廷，对郑朗来说无疑是一种讥讽的事。但还没有罢市来得恶劣，更没有处斩犯人来得恶劣。
江钧书奏一到京城，引起一片喧哗。
宋朝对刑狱的态度是慎刑，秦桧那哥子不算，包括南宋大多数时间，整个北宋，那怕在宋徽宗时代，对刑狱态度都是抱以缜密，就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正是这种态度，整个北宋，没有大型的酷案发生，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为达到这一点，设置了种种制度，完善度远远超过后来的明清，有的方面比近代史上许多国家还要完善。特别是死刑。
郑朗开的这个先河很是不好，大大的不好。
书奏一到京城，立即引来许多弹劾奏折。
这时候，郑朗的奏折才姗姗来迟。
奏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密奏，写给赵祯的。
赵祯不提，郑朗也要写，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也等于是为了赵祯，但必须让赵祯过目一下，就不算胡作非为了。一部分是公开的奏折，递到中书。
这份奏折写得同样很详细，包括事情的起因，我是杀了人。不仅是这二十人，还有，第二批二十人提出来，吓坏了，大多数人招供，还有六人犹豫不决，毕竟他们老大正坐在边上。又让郑朗命人拖出去砍头。
这一招很好使唤，二十六个人头血淋淋的放在边上，几乎有问必答，那怕问他养了几个小妾，一月做了多少房事，都会回答。江钧与张从革反对，可是有人招供为什么敢这么做，是盐监与盐仓的官员说他们二人会庇护。让郑朗将他们轰出去。
你们是转运使，但涉及到你们二人，必须回避。
也是宋朝法制进步的地方，一是鞫谳分司，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还不够，又将鞫分成审讯与录问两部分，谳分成检法议刑与判决两部分，本朝比之前世，刑狱号称平者……有此具也。其实后世也没有宋朝之平，不说岳飞，那仅是少数的事例，比起任何朝代，大型冤案算是宋朝最“平”。
二是翻异别推，录问口供时人犯翻供，须移司别推，别推不服临刑喊冤，则须差官别勘。别推官员不干碍官，原审官员必须一律回避。若别推后原审是错误的，原推官员须责罚，若连复推官员也是错误的，一道受罚。还嫌不够，判决之前，上级司法有权驳正，例如江钧可以驳正郑朗的宣判。
三是法官回避，法官与犯人之间有亲属、仇嫌、业师、同事、同年（同榜进士）、上下级关系的，包括承办案件的推勘官、录问官、检法官、移推别推官一律回避。
制度很不错，执行却是不力。
这三条一度让郑朗很苦恼，现在却用在江钧与张从革身上，既然犯人说与他们有牵连，纵然是转运使，也没有明显证据，两人也不可能留下证据主动参与这些人协商，但同样要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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