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在财税这块实在是废物中的废物。
如果说是社会总是螺旋上升的，生产力在不断的提高，两宋搞的天怒人怨，从宋真宗开始，两宋岁入六千多万贯，大明一年正赋折银后不足两千万两白银。
社会螺旋上升，而大明的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
而鞑清朝末年因为诸多原因，比如清查关税、对内剧烈朘剥、搞土药经济等等，从光绪十一年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从八千万两飙升到了两亿九千万两，将近三亿两白银。
这就是鞑清在最后几年的恐怖税收能力，在顶着巨额助军旅之费的战争赔款中，进行了洋务运动、兴建了北洋水师，还给老妖婆修了个院子。
鞑清用最后的时光，体现了什么叫封建帝制的落后和对百姓的残酷朘剥。
鞑清灭亡，直接原因是小站练兵把自己直接练没了，袁世凯举着刀让清廷逊位，而溥仪成为了最后一位逊帝。
而根本原因很多，朱祁钰认为其中绝对有一个原因是先天绝症——无法弥合的旗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
因为天平天国运动，汉人的军事实力和财政能力得到了巨幅提升，引起了旗贵人的高度警惕。
旗贵人在太平天国之后，设立了财政局，收回了各省的财权，禁止地方借外债和任何外资在地方的投资，而旗贵人自己在外大量发行国债，出售矿山铁路资产、出售洋务运动官办厂股份等等。
而后旗贵人以建立新军为由，大规模解散了各地不符合新标的汉人绿营，比如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淮军，从近二十万人锐减到了一百零五营，五万人。
说是要君主立宪，旗贵人搞了一个全旗人内阁，汉臣比例，比之之前历代鞑清的军机处还要低，乾隆看了都要直呼亡国。
在鞑清朝崩解的那一天，遍地都是军阀，是因为旗贵人在不当人这件事上，确实不是人了。
相比较之下，大明弄钱的办法就显得有些寒酸了，既要面子又要里子。
最典型的就是嘉靖皇帝用严嵩，最后就搞成了想要银子就要用严嵩，但是用严嵩就是贪腐横行、吏治败坏、毁坏根基，最终的结果就是钱也没捞到，吏治也彻底败坏。
这就是大明财税的困境，大约可以简称为：既要又要的道长困境。
大明是没办法经营好官办专卖垄断的，襄王殿下将柴米油盐加入官办，而不是专卖，目的是为了推行供销官铺。
于谦其实还有第三个担忧，对大明的国家之制，他有着极其深入的思考。
有很多问题于谦都有办法解决，比如集体的盥洗房和入厕；比如大明朝过去发饷困境，就可以用提前发饷事后追偿；比如大明军备配给，每人一枚白水蛋。
在景泰元年以前，大明的军备配给，每名士兵每日一个鸡蛋配额，从炒鸡蛋、蛋花汤，变成了一颗白水蛋，就是水煮蛋。
因为白水蛋可以量化，而炒鸡蛋和蛋花汤不可以。
在大明军备配给改革中，类似的灰色地带，都在于谦手中被一一祛除，也就是说柳溥哪怕当年回到了京师，他也没办法再通过类似夹袄弄几十万两银子。
同样柳溥无法渗透到陛下的身边，因为在他刚开始渗透的时候，大明皇帝就把他砍了。
时至今日，朱祁钰仍然没能找到一个胆敢触碰【想要知道皇帝吃几碗饭】的忤逆臣子祭刀，也是大皇帝的一大遗憾了。
钓鱼老是钓不到的苦恼，又有几人能懂？
于谦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本奏疏，递给了兴安，俯首说道：“陛下，臣最后一个担忧。”
朱祁钰打开了奏疏，郑重的看了起来，他面色沉重的合上了奏疏说道：“于少保费心了。”
为了大明殚精竭虑的于少保，再次耗费了大量的心力，送到了陛下面前一份极其沉重的奏疏。
对于于谦而言，任何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化解的问题，对他而言，都是轻松的，不需要耗费心力的，只有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化解的问题，才会面呈陛下。
这份厚重的奏疏中，是大明银庄的一份清单，共计三百七十八人，在大明银庄的储蓄超过了三百零七十万两白银。
而大明银庄的总储蓄量不过三千七百万银币。
这份奏疏的内容决计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其比例，在大明银庄储蓄的商贾大约有四万人。
也就是说，根据大明银庄的储蓄，可以管中窥豹，仅在大明银庄的样本而言，大明1%的人掌握了大明超过10%的财富，2%的人掌控了大明超过58%的财富。
这才是于谦这份奏疏的沉重之处，因为大明银庄宝源局的纳储主要集中在商贾和遮奢户上，如果放眼整个大明，再加上掌控的优质生产资料也就是优质资产而言，贫富差距的比例会更加恐怖。
于谦面色沉重的说道：“陛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而且很可能，日后，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指望富者的良心，显而易见，是靠不住的。”
修文远以来之道，是孔夫子基于不患寡而患不均得到的一个政治思想，均并非单纯指均分，而是各得其分，安谓曰上下而安。
来都来了，这个俗语，也是基于如此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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