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做出这样的决定基于他个人对于李成梁的两种假设。
假设历史上的李成梁与努尔哈赤当真清清白白，那顾养谦就是辽东边臣中第一个察觉出努尔哈赤的政治野心的人。
万历十三年，顾养谦在吏部尚书杨巍的推荐下出任辽东巡抚，五年后又擢任为蓟辽总督，兼任经略，打理朝鲜事务。
即便张诚没有把顾养谦的弹章拿来，但朱翊钧笃定那封奏疏里有那么一句，“孟格布禄已叛，而从逆努尔哈齐益骄为患，乞行巡按查勘，相机处分”。
“努尔哈赤益骄为患”，这是《明神宗实录》里第一次正式出现努尔哈赤的名字。
就来自于万历十五年十一月时，顾养谦上的这份弹劾王缄的奏章。
不但如此，即使在申时行勉力居中调停，万历皇帝依首辅之言不闻不问之后，顾养谦也没有放松对努尔哈赤的格外警惕。
在万历十六年正月，顾养谦又上了一封《论开原道臣王缄反覆贻祸疏》。
疏中如此写道：
“努尔哈齐者，建州黠酋也。”
“骁骑已盈数千，乃曰奄奄垂毙，倘闻者不察，谓开原之情形果尔，则辽事去矣。”
此时的努尔哈赤势力刚刚在女真三部之中稍稍抬头，麾下只有“骁骑”数千人马，顾养谦却已经察觉出他对大明是个危险人物，上疏要剿灭他，免得以后养虎为患。
并对主张怀柔抚顺，认为努尔哈赤“奄奄垂毙”，不值得过于重视的言官进行了激烈反驳，认为“倘闻者不察，谓开原之情形果尔，则边事去矣”。
历史上顾养谦的上疏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奏效，努尔哈赤因此逃过致命一劫，其实力如燎原之火，日益壮大起来。
万历二十一年，顾养谦时任蓟辽总督，受命处理朝鲜战争后事。
这是他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刻，而即使在这一时刻，顾养谦仍然在警惕着努尔哈赤。
他于万历二十二年上疏御敌新方案二万言，其疏中曰，“国家患虏不患倭，倭不能越朝鲜犯中国，其势不足畏，然自古御夷，常以顺逆为抚剿，权恩威而用之”。
顾养谦对努尔哈赤的先见之明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
后来由于他在万历二十三年时，对朝鲜战争主张“封贡”方案，认为明廷应该将当时是“关白”的丰臣秀吉封为日本国王，然后从朝鲜战场上迅速撤兵，致使万历二十四年日军又犯朝鲜，于是自动辞官归乡。
顾养谦在身后和袁可立一样遭到了清廷的封杀，清代史官不仅在《明史》中未列其传，连《四库全书》也不录，甚至连顾养谦的著作也全部被列为禁书，遭遇毁禁。
因此朱翊钧做出这样的决定，来自于他对顾养谦此人的信任。
当然这个决定里还包含着另一种假设。
假设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不那么清白，那辽东的其他将领，甚至于参与辽事的其他官员，乃至内阁三位首辅，知不知道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朱翊钧个人的假设是，大多数都是知道的，或者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儿，但谁都没有料到努尔哈赤能在后来对大明造成那般毁灭性的打击。
明廷官员对李成梁批斗得最激烈的时刻是在萨尔浒之战的惨败之后，那时李成梁和李如松都已经死了，李家军也早已不复当年之勇，于是朝中官员纷纷把萨尔浒之战的败因归咎于李成梁身上。
另一个时刻是在熊廷弼以御史身份巡辽之后，但熊廷弼主辽之后因为性格原因造成“经抚不和”，导致广宁惨败，辽西土地尽失，使得朱翊钧对此人持保留意见。
朱翊钧以皇帝的身份重新在万历十五年十一月活过一遍，再看申时行分别为顾养谦和李成梁申辩的奏章时，心里却有了一种别样的滋味。
申时行知道李成梁在辽东养寇吗？
一定是知道的。
朱翊钧这样在心里替万历皇帝回答道。
李成梁善于结纳权贵，他用李氏家族在辽东捞得的好处在朝中遍行贿赂，一度得到申时行、许国、王锡爵这三位内阁首辅的支持和庇护。
所以只要辽东一有内部无法解决的情况，内阁首先就会跳出来回护李成梁在辽东的地位。
如果辽东再无虏寇，那危险的不止是李成梁，还有朝中那些受过李成梁好处的人。
但内阁当真如此在乎李成梁给的好处吗？
朱翊钧觉得他们不全是在乎的。
许国家本来就是徽商，王锡爵家是太仓首富，申时行家单靠姻亲就能富冠三吴，倘或李成梁当真贿赂过内阁，他给的那些好处是远远不及万历皇帝能赐给三位辅臣的。
那内阁为何要如此维护李成梁呢？
除了钱财，除了权势，除了党争，除了李氏一族对辽东形势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还有一个微妙原因，就是内阁在“倒张”运动之后，集体地对万历皇帝灰了心。
“倒张”运动进行到万历十五年，除了辽东前线无可替代的李成梁，其他凡是被被认为与张居正结党的文官武将，如吏部尚书梁梦龙、礼部尚书徐学谟、兵部尚书张学颜、刑部尚书潘季驯、工部尚书曾省吾、蓟镇总兵戚继光，不论功劳有多大、官职有多高，一律统统被削职殆尽。
朱翊钧换位思考了一下，他发现内阁或者朝廷其他官员说不定也是十分同情，甚至是暗暗地赞成李成梁养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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