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说完了营制的问题，算了算，征东先遣营本身编十七哨人马，加上夏成德部、吕品奇部各三哨，七峰山刘万忠部一哨，自己麾下能够使用的战兵，就是二十四哨。
二十四哨正兵，就相当于满鞑子的二十四个牛录。
可是满鞑子那边一共有多少个牛录呢？
根据杨振所知，满鞑子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一共二十四旗，入关前的巅峰时期，总兵力一度超过了四百个牛录。
当然了，四百个牛录，其实齐装满员也就是十二万人马而已。
那么，这个总兵力算多吗？
其实也不算多，起码与崇祯十四年松锦大战之前，崇祯皇帝调集到辽东前线，交给洪承畴统领的那十三万大军相比，满鞑子这边还少了一万呢！
当时崇祯皇帝以为在受人蛊惑，以为一次把九边重镇的精锐人马全调过去，集结了十三万，可以一鼓作气，一战而胜，毕其功于一役。
然而结果却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之外，不仅没能把满鞑子一举歼灭，反而自己这边十三万明军九边精锐，却几乎全军覆没。
唯有见机最早、跑得最快的吴三桂等人，保住了一支万余人的关宁铁骑，从此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甚至能够决定大明朝命运的人物。
现在杨振麾下的松山官军各部，能够拉出去作战的正兵，一共才二十四哨，算下来，一共也才七千二百人，还不够满鞑子一个满编固山之数。
单从兵员数量上来说，这点兵力确实不够看的，满鞑子的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中随便一旗，兵力都盖过了杨振。
但是杨振对兵力的要求从来都不高，他一向讲究兵贵精而不贵多，因为他更看重的，不是人数，而是火力。
三个哨的火枪手、三个哨的炮兵，以及三个哨的掷弹兵，是他真正看重的杀手锏。
有了九个哨一共两千七百人的先进火器部队，他现在的底气可是足着呢。
当然了，他也想编出更多的火枪兵，更多的炮兵和掷弹兵，可是眼下的条件却不具备。
一来，征东先遣营的饷额有限，而他麾下杂七杂八的人马又多，把有限的饷额都给了火枪兵、炮兵、掷弹兵，那么祖克勇、徐昌永以及仇震海他们这些人怎么办呢？
二来，眼下的征东先遣营也并没有那么多合格的火枪手，没有那么多合格的炮手。
掷弹兵的门槛虽然低了许多，可是没有其他队伍的保护和配合，掷弹兵编得再多也没有意义。
杨振现在调派给火枪队、掷弹兵队、炮队的人手，是充足的，要高出他给的分别三个哨的正兵额度。
那些人，当然会顶着之前杨振给他们的预备队名义，继续存在下去，编成一个或者两个辅兵哨，然后一边训练，一边辅助作战，等到时机成熟，或者正兵出现伤亡以后，随时把他们补充进去
这就是杨振在重定营制的最后，给各部将领留了一个小口子，留了一点余地的原因。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正是因为有了各哨正兵与辅兵以及军中杂役的区别和不同，饷制的问题，也就该提上日程了。
正兵与辅兵，与杂役，肯定不能是一个待遇，这个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到杨振这里，自然不能例外，要不然，正兵哪有作战的热情，而辅兵和杂役也就安于他们原有的地位，不思进取了。
而要将这样一潭死水激活，就应该在待遇问题上，也就是粮饷问题上，给他们分出三六九等来，然后一级一级地吸引着他们往前进取，甚至是吸引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投身战争。
“关于饷制的问题，这些天来，我也一直在想，咱们既然重定了营哨制度，就该重定一套与它配套的饷制。”
杨振定下了营制之后，见众人都无异议，便紧接着说起了重定饷制的问题。
之所以他要重定饷制，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考虑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总体上不缺粮饷了。
征东先遣营的五千饷额，是崇祯皇帝亲自办颁布了圣旨，批准了他从辽饷之中支出的，按照每名正兵每年人均饷银二十四两，征东营五千员额，每年共有饷银十二万两银子。
把总官以上官将，饷银自然倍于甚至数倍于正兵，但也要从这十二万两银子里面支出。
按理说，如果杨振老老实实地齐装满员地编练出了五千士卒，那么他的粮饷就一定是不敷使用的，是不够支出的。
这也是整个大明朝官军体系里面普遍面临的一个状况，纸面上的兵力，往往要比实际拥有的兵力多出好多。
军中陋规就是如此，而朝廷上下也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相当于默许了吃空饷的行为，只要不太过分，也就没人理会这个事情。
比如崇祯皇帝给杨振五千饷额，而他心里实际想的是，这五千人的饷银，能够用来编练出一支三四千人的兵马，就已经算是一个很能干的忠直之臣了。
现在杨振却实打实地真正编练出了一直五千余人的征东先遣营，想来有一天杨朝进把这个情况报告上去，崇祯皇帝应该会对杨振别有一番观感了吧。
这其中的问题就在于，现在的杨振，连续发了几次外财之后，已经不必再完全依靠朝廷拨给的那一笔固定的征东营军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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