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个月的北美战争确实将会给未来带来许多崭新的秩序，但对于海宁来说，能够达到相同效果甚至更强大效果的事情仍然有很多。
其中比较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应该包括这么一件，那就是布莱克斯通在牛津大学所做的一篇关于英国信托制度的讨论。当然环球集团并没能在第一时间关注到这一论述，其主要的原因是信托制度早就已经在环球集团出现了独有的发展链路，这和英国人单独发展起这一制度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只不过环球集团借鉴了更加长远的历史教训，因此显得制度更加完备。
目前他们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他们的金融体系业务，其中也包括一些之前不经常曾提到的边远地区。比如马拉格里达神父曾经长期工作过的巴拉圭地区。
1758年10月7日，一名叫做贝尔纳多的业务员，来到了巴拉圭，并参与了这里一座城市的开建仪式。准确的说，依照现有的规划，这只不过是一座小镇而已，但作为居民区，它还是引来了许多重量级人物的关注，在这里负责殖民工作的总督海梅·圣胡斯特上校是在此建城的主要名义策划人，他为这座城镇取名圣母玛利亚德洛斯阿霍斯，以纪念圣母玛利亚。后简称阿霍斯镇。“阿霍斯”在读音上接近于西班牙语的“大蒜”，有人说取名“阿霍斯”是因该地区盛产大蒜；但也有人认为“阿霍斯”仅是一个名称，与大蒜无关。
后来，1931年2月5日，巴拉圭总统何塞·古贾里颁布第39296号令，将该城改名为弗洛朗坦奥维多上校镇，以纪念在三国联盟战争中的巴拉圭英雄弗洛朗坦·奥维多上校。奥维多上校英勇善战，虽被巴西人俘虏，但拒不投降和叛变，因而受到巴拉圭人民的爱戴。
后来这座城镇也变成了卡瓜苏省的省会。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他拥有金融发展的潜力。不过想要让这里的人加入他们的金融体系，就必须向他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些业务的内容和大致来源，这样才能够取得信任。
由于这里以及附近地区的居民大部分都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移民，只有少数是来自其他地方的。而这些国家的相关制度在制定的过程当中，都多少参考了一些罗马法的影子，因此那些古老的法律在他们身上仍然得到了体现，至少比远隔英吉利海峡的英国人更加明显。
而且她们当中也有一些人知道英国人现行的制度，甚至他们也希望葡萄牙或西班牙本国的政府和内阁能够模仿他们，似乎那样对于他们来说更加有利一些。当然这只是平民的诉求，或者是一些复古商人的要求，两个国家的内阁目前都没有打算在这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当然蓬巴尔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已经向这些人让步，但事实上，葡萄牙其实并不具备英国人在这一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那种优势，因此这种改革多多少少有些四不像。
如果这群人倒是很乐意和贝尔纳多共同探讨某些制度的来源，仿佛这样也有利于他们进一步建设他们的新制度。
从早期罗马法和英国法上有关信托的梳理可知，罗马法上的信托遗赠与英国法上的用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如都涉及三方当事人，都是委托人为了某人的利益而将自己的财产托付给第三人。因此，“翻译拉丁语fidei***missum时，在英语甚至法律英语中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词只能是信托（trust）”。
而且从历史上来看，英国与欧洲内陆各国频繁而密切的联系也一定会带来法律文化上的沟通交流，不少学者都认为，罗马法上的一些制度和理念对于早期英国法存在一定的影响。例如，“用益制本身的起源可能受到了罗马法的影响，受诸如遗属信托（fidei***missum）或者慈善团体（placausa）等制度的影响，或者当英格兰的许多地方受到日耳曼人控制之时，受法兰克人撒利克族之法律上的萨尔曼努斯（thesalmannus）制度的影响”
但是，如果将罗马法上的信托（fidei***missum）与英国的用益（Use）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区别，这也是对主张信托制度起源于罗马法观点的最有力的批判：
首先，两者适用的范围不同。“英国的用益在其早期阶段极少是作为最后遗嘱的结果而出现，但信托遗赠则是专属于遗嘱法的内容。”“在罗马法上信托只能作为死因行为而存在，它关注的主要不是对财产进行管理，而是将财产返还给他人。现代的信托和税法实质上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罗马法上，税赋方面的因素从来没有成为过设立信托的动机。”
其次，受托人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罗马法上的信托遗赠制度与用益的另一个区别就是：被视为遗产真正所有权人的，是信托遗赠中的受遗赠人而不是中间人。遗赠物被视为有待受遗赠人向受托人“追偿”的财产。也就是说，信托遗赠中受托人的地位不同于用益制度中受托人（trustee）的地位，“一方面，当遗产信托要求立即转让财产时，遗产信托受托人的地位只是形式上的和过渡性的；另一方面，当遗产信托设立了一定的沉淀期时，受托人则取得全部的受益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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