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杨邦基去世后，他为示殊荣，彰显恩典，这才为杨邦基书写祭文，以做告慰，并准以伯爵之礼下葬，追赠对方荣禄大夫官衔，赐葬其家乡太原府平坝镇。
朱高煦在乾熙初年改革军制，设定军衔的同时，对文官散阶也进行了革新。
将文官散阶更名为官衔，定官衔为三阶十等，即省官（堂官）、府官、县官三阶。
其中的省官官衔由高至低分为荣禄大夫、光禄大夫、资善大夫、资政大夫四等。
荣禄大夫是最高官衔，相当于军衔之中的大将军衔，六部尚书通常在去世后的追赠官衔也就只有这个级别。
朱棣怅然若失道：“这一晃，就过去了四十多年。”
他顿了顿，提了提神，又问道：“杨文斌这些年在任上干的怎么样？”
“去年，朔方四府皆发生旱灾，黑水城为繁华大邑，顿时成了灾民们乞食的对象。杨文斌一方面向朝廷奏禀灾情，一方面开仓赈灾，令民具领券供给，又大兴工役，修路筑池，招远近饥民就食赴工，并命令各县乡镇大户开粥棚煮粥救济灾民，活数万人。秋以歉收，奏请朝廷减免当年赋税，儿子允之。”
朱高煦道：“平坝先生去世时，杨文斌在甘肃左布政使任上，其丁忧三年后，儿子便升他做了朔方巡抚，也是朔方第一任巡抚。细算起来，杨文斌就任巡抚不过一年有余。”
他的言外之意是杨文斌上任巡抚才一年多，而上任第一年就碰到了朔方境内大范围的旱灾，从其应对灾情的结果来看，还是颇有政绩的。
朱棣抚须赞道：“不愧是平坝先生之子，心怀黎庶，是个好官，也是个能臣。”
杨邦基是三朝老臣，任事勤勉，颇有政绩，洪武后期就任太原知府，永乐年间先后任大理寺卿、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乾熙年间出任山西首任巡抚，并在巡抚任上致仕归乡。
“爹，儿子打算对丁忧之制加以修订。”
朱高煦接着道：“杨文斌丁忧时，儿子就想对其夺情起复，但当时时机未到，因此就没有对丁忧之制动手。”
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担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
“丁忧”一词最早出自《晋书·袁悦之传》，也称“丁艰”。
“夺情起复”，又称“夺情”，乃丁忧制度的延伸，意思是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
换言之，为了应对各种局势，“夺情”可以合法地不守礼制，如《周书·王谦传》：“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特加殊宠，乃授谦柱国大将军。以情礼未终，固辞不拜，高祖手诏夺情，袭爵庸公。”
只不过历史上少见文官夺情，常常发生在战场将士身上，丁忧制度不应用在战场上面，古人称之“墨绖从戎”，又称“金革之事不避”，意思是百善孝为先，金革之事不避，舍孝尽忠。
由于明朝建立之初所面临的情况与唐宋时已大不相同，故而朱元璋时代制定的丁忧制度与前朝略有不同，主要体现在不许武将丁忧、期亲奔丧、提高母服三个地方。
洪武初期天下尚未一统，北方仍在元朝控制下，朱元璋规定武将不许丁忧，主要是为了防止武将用回家奔丧的理由逃避战事。
而古代是宗族社会，叔伯兄弟众多，因此期亲之丧频见，如若凡是宗族里有长辈去世就要回去奔丧的话，于国于家都不便，所以朱元璋规定官吏除父母、祖父母去世需丁忧三年之外，其余宗族长辈去世，一律不许奔丧。
洪武初年依照唐宋之礼，规定父服斩衰三年，母服齐衰三年，庶母服缌三月。
古代丧服服制按服丧期限及丧服粗细的不同，分为五种，即斩衰（cui，音同催）、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因此，斩衰是“五服”中最重的丧服，其次是齐衰，最后是缌麻。
到了洪武七年时，朱元璋对传统的丧服之礼进行改革，无论父在否，子为父母、庶子为生母、子为继母、养母，未出嫁女子为父母皆服斩衰三年。
朱元璋的这次改革彻底打破了传统丧礼“家无二尊”的传统，大幅提高母服，从而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
而朱高煦知道，提高母服的这一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假如一个庶出的男子，既有生母、养母，又有嫡母、继母，加上其父在内，那么他这一生理论上就要服斩衰累计十五年之久。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实际可能庶出子只会为其生母、嫡母、父亲各服斩衰三年，但这也累计九年了。
因此，这一点在朱高煦看来，是必修要改动或者明确的。
至于历史上明代的夺情制度，不同时期、不同皇帝对夺情有不同的做法。
洪武年间由于大明刚刚建国，朱元璋着力于恢复中华、重整礼法，因此在位期间严格遵守制度，基本很少出现夺情的情况，即使是为明朝建立下大功的刘基、宋濂等人在需要回家丁忧时也没有被强令夺情。
到了永乐年间，因迁都、北征事情庞杂，朝廷急于用人，朱棣开始对大臣们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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