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监督自然会滋生腐败，所以朱高煦推行新兵制时，每个军级作战单位皆除了设置军法司，还设置了抚宣司。
凡是队级作战单位，皆设有两名军法官，平时维护军法纪律，战时负责统计战功、督战及记录本队士卒伤亡等事宜。
此外，副队长的职责之一，也包含记录本队士卒伤亡及立功情况。
抚宣司负责各军士卒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作风，还有辖区内哨及以下各级军事作战单位的武官评品、选授及兵马名帐、调遣之政令。
屯级作战单位开始就设有抚宣官，其职责之一就是监督与抽查各队军法官是否履行具体的职责。
若有副队长贪功，那么士兵可以找军法官告状。
军法官是自成体系，与队长平级，比副队长还高一级，双方更没有上下级关系。
处理违法乱纪的军官及士兵，是体现军法官办事能力的一种形式。
因此，军法官勾结基层军官贪墨士兵军功的情况，在新兵制下几乎没有。
就算有，士兵还可以匿名或实名到军部军法司举报。
军法司有人专门负责处理士兵的举报事件，一旦核实，皆会从重处罚。
如此一来，在军法官、副队长、抚宣官的三重保障下，明军对战功的统计就更加合理与贴合实际情况。
言归正传。
按朱高煦颁布的《大明军功令》规定，新兵制下的战功制度分为五等，奇功为上，准奇功次之，头功再次之，最后是次功、勤功。
所谓准奇功，顾名思义，即战功接近奇功，但还差一点点。
奇功、准奇功、头功、次功主要是针对领兵将领的战功评定。
立下奇功者，有爵的爵位连升三等，无爵的封乡侯，军衔连升三等。
立下准奇功者，有爵的爵位连升两等，无爵的封县伯，军衔连升三等。
立下头功者，有爵的爵位升一等，无爵的封亭伯，军衔升两等。
立下次功者，有爵的不升爵位，无爵的赐子爵，军衔升一等。
至于勤功，主要针对中低层军官以及基层士兵而设，即服从号令出战杀敌，但所获不多，却跟着主将打了胜仗，有勤勉任事的劳苦之功。
即便有些军官或士兵没有斩杀敌人首级，但只要跟着主将打了一次大胜仗，也可以官升一级或军衔升一等，寻常胜仗则每人赏赐银圆十两。
依照《大明军功令》的规定，核算军功除了战功之外，还有按首级记功的首功，具体以杀死敌人后割掉的两个耳朵数量为首级统计标准。
按杀敌地域不同，首功分为四等，一等是斩获北虏首级一颗可官升一级，二等是斩获辽东女直首级两颗可官升一级，三等是斩获番苗蛮贼首级三颗可官升一级，四等是斩获内地反贼、山贼首级六颗可官升一级。
这四等首功皆以三个首级为上限，超出上限的部分只给予物质赏赐，不升官。
所谓的物资赏赐，主要是银钱，具体如斩获北虏首级超过三个之后，凡生擒北虏一人者，赏银圆十两，斩首北虏一人首级赏银圆八两，上不封顶。
其他斩获辽东女直、苗蛮、反贼首级超过三个的部分，皆以此类推。
除北虏以外，苗蛮、女直、反贼三等首功中，妇女、幼男的首级不作为升官依据，只作为物质赏赐的依据。
至于北虏壮男、幼男、妇女的首级均作为升官依据，不同在于，若首级属于壮男升官为实授，若首级属于幼男、妇女则只授予署职，即代理官职。
与此同时，军官的奖赏与部下斩首数量挂钩。
队级军官，部下每斩首五颗可官升一阶。
哨级军官，部下每斩首十颗可官升一阶。
屯级军官，部下每斩首二十颗可官升一阶。
升官上限依旧为三阶，超出部分仍然给物质奖励。
曲级及以上的，最多升官一阶或升军衔两级。
自大明建立以来，北方的瓦剌、鞑靼就是最大的威胁，而辽东女直的威胁相对较小，至于西南边境有黔国公沐晟镇守，比较安稳，内地动乱也不常见。
所以，朱高煦制定的首功制和大明的边境形势密切相关。
首功制作为以贡献为依据的战功制的补充，其对军功的可量化程度更高，以首级作为奖励标准远比贡献更加直观。
正是因为这个制度，朱高煦此次北征时，大明将士在战争中爆发出了更强的战斗力，同时也极大地消耗了北虏的有生力量。
历史上，大明王朝较为完善的军功制度出现在成化年间，成化帝取消了以战斗贡献为依据的战功制，只保留了首功制。
尽管大明将士在首功制的刺激下，战斗力得到了提升，可单纯的首功制也存在着四个不容小觑的弊端。
最大弊端在于滥杀邀功，因为这时的敌人首级是明军将士升迁和赏赐的唯一依据。
如此一来，将士们普遍染上了滥杀的恶习。
而战争并非一直存在，即便战时也很可能拿不到人头，贪欲大增的士兵往往滥杀充数，杀民、杀降、杀幼。
第二个弊端在于会有将士买功卖功，因为验收者只看首级不看人，有人重财物，有人重官位，自然就会出现交易首级的现象。
第三个弊端在于深化了敌我双方矛盾，毕竟以杀止杀并非万能，而只要敌人没有被彻底斩草除根，那么双方的仇恨就会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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