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典籍无数，法典之书籍也颇多，但是初唐之时因为战乱纸张稀少奇贵，更因贵族刻意要保护其智识资源，所以低层人士多难有书可读，但是孟云飞不同，他少时入宫陪太子在藏书阁读书，东宫有数位饱学之士指点太子功课，他亦旁听，李建成身为太子，并不太在意有关民生之事，但是孟云飞却记得清楚，特别是对一些律典的改变之处。鼎革易代，《唐律》是对隋代的《开皇律》进行了改良，尚是权威的法典，穿越到孟云飞身上的刘通天自然记得所有的内容，正好在这太极殿让皇帝清醒一下。
“圣人建国之初就尽废除《大业律》不学隋帝之严苛对待黎庶，务以宽大简正为要，然却不知贵戚从中谋其漏洞，兼并土地，破坏租庸调制，惹得百姓难安。我布法司本职之责与户部、刑部不同，在于扶正其政之失，以利民生。请看《唐律》早有明文，凡用暴力以谋他人之财产则受役二年，甚至就有意图谋其财，而恶行未遂，亦要受同等处治，然而布法司所查得的实情却并非如此！”刘通天将《唐律》翻到有这一条款的那页，刑部尚书萧造听了，点点头。
李渊有些奇怪，这不可能！他为了推行租庸调制曾亲自去长安各坊里微服巡查，都未发现有什么贵戚敢破坏这样的新政，就冷笑一声道：“徐寻龙易田之事，才是利用《唐律》之漏洞吧！”
刘通天镇静自若，只将一份奏疏取出交给内侍，内侍就承上李渊。他方道：“租者，凡长安一男丁，则赐田百亩，其永业田是留二十亩，余下八十亩，年交粟二石。 然而，今天下人口因战乱所致户籍不清，虽未达到三百万人，却也是济济大国，因未有完整的户籍记载，未能普查天下人口，所以贵戚之家则虚报其人丁之数，更先将良田皆不入贫户之永业田中，而是巧立名目，收其囊中。这就使得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不仅如此，凡是久战之地，仍以‘四十税一’来征收，实则此地毫无收入，民众只得以庸役来充其租，连年兵役，劳苦不堪，而这些人竟未能得到《唐律》之条文惩罚！徐司首将人口、地域、土地肥沃等程度一一做细，编成册籍，交于户部，再以均等之分，协调周全，这正是助推租庸调制之实效！岂能说其乱为？”
李渊一看那奏疏就有点头疼了，原来上边列的霸田强征乱法的外戚又是与后宫有不少关系的。他这些日子连续在后宫里作战，生了一连串的小皇子，这些得宠的妃子的外戚大多也如张婕妤之父、尹德妃之父一样巧取豪夺。
唐初的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本来贵族或当官的是免租的，但是他们要建大庭院，要享受，就得从老百姓身上挖。当时，一个普通的男丁可以得百亩之地，其中二十亩是自己的永业田，就是不归于皇家的，余下八十亩叫口分田，六十岁后是以后要还回国家的，每年要交税相当于二百斤的谷子，其实是很宽松的税赋，而且他们三代下来也可以将永业田攒下来成为其私产，这样就不可能天下贫富不均。
他们还要每年服杂徭役二十天，如果不想交租，可以多服役，亦可以免些，这也就是“庸”，而“调”就是捐一些丝织或布品这也是有定额的，一家要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等。但是贵戚豪强们就要索其良田，不让成为永业田，因为永业田非有特别的原故是不能买卖的，而且再加上当时户籍较乱，很多人虚冒乱领，使得混乱。《唐律》初定，亦是未能全然及时施行，种种变乱，使得乱局沸然。
这时，李建成说话了，他盯着刘通天，一字一词却是对着李渊道：“静澜司既然知如此多的弊端，正宜上奏朝廷，而由六部拟议，再由大人圣裁，岂能自作主张？一小小司首如此胆大妄为，不处治，才是大唐无律法呢！”
萧瑀这时方走上一步，又取出一张奏表交于内侍，上达李渊。他道：“圣人，非是徐司首擅为，他实已和户部尚书谈过此事。但事情繁杂，静澜司又能便宜行事，是臣令其可先在长安兴业坊等数地改良其制，以观后效。这是徐司首所交到中书省的奏表，上记有此法实行之后的百姓各户所获得之数，请陛下御览。”
李建成没想到萧瑀作为堂堂中书令，居然可以保一个小小司首，更重要的是他是有实据的，这就不好说了。李渊展卷来读，那些里坊是长安城比较难管的地方，经过徐寻龙的整治之后居然皆有起色，就连李靖所住的平康坊这样的地方，在外面也有一些贵戚所霸的田。但李靖不仅一一助静澜司将其退还原主，更是指出大唐多服役者不得超过十一天，但实际上贫家破户全靠一壮丁撑门面，今去服役，虽免了租调，却也田地无人耕种，所以租庸调制之关键正在于租、庸、调三者平衡，方能大利天下，而非独以租税来加重民生负担。
李渊读罢，振袍而起。他忽然道：“府兵之制推行得如何？”凭帝王的敏感，他明白为何连李靖这般不爱牵扯进诸王之争的人，却会关心静澜司的内政所为，这其中必有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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