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维亚的那条红溪，原本的名字是洪溪，之所以会被改成红溪，是因为1740年的那场惨案，仅仅一周的时间，华人城区的洪溪就被遇害者的尸体堵塞，鲜血染红了河水。
洪溪也因此有了红溪的称呼。
当时的荷兰当局因为担心大清朝廷会派兵报复，所以主动给大清“上折子”，表示希望这件事不影响两国关系，并且在事发的第二年，即1741年（钱聋六年）的时候把荷兰东印度总督Adriaan Valckenier撤职。
而鞑清朝廷和钱聋老狗在得知红溪惨案之后，却仅仅表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天朝之弃民，不惜背弃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
然后又反手把这事儿往万历身上泼了一波——
“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能以贱民兴动兵革！又商贾中弃家游海，压冬不回，父兄亲戚，共所不齿，弃之无所可惜，兵之反以劳师。”
像不像钱聋老狗对红溪惨案时的语气？
这就是所谓的《谕吕宋檄》，然而这份檄文的原文居然遗失了！这几句话还是从万历年间进士、副都御史、福建巡抚徐学聚的文中参考而来。
而关于徐学聚，《明史》之中的种种记录也显得先后矛盾，先是说徐学聚对华人没有好感，听完西班牙的解释后，在呈递给朝廷的奏折中，肆意抹黑遇难的华人，妄称他们全是为非作歹的奸徒，被杀纯属咎由自取。
而后马上作《报取回吕宋囚商疏》，先缓解皇帝的情绪，说明出征的困难，同时义正词严，警告西班牙人：“我高皇帝统一方夏，表则千古；礼乐威信，世守如一”，用三大征的胜利来显示国威，威慑西班牙人。
这种前后矛盾的记载，估计也就只有明史当中才能堂而皇之的出现。
事实上，对于万历年间的这起事件，比较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反而是马尼拉大主教贝纳维德斯致最高法院的请愿书：
“这一危险可能是最大的，因为强大的中国皇帝用一支庞大的舰队来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不答应他两方面的要求（即放回被禁商民和被劫财物），将会派一千艘舰船来……中国皇帝至少会切断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对违者处以重罚，那是很有可能的，而这将会是这块殖民地完全的毁灭。”
马尼拉最高法院于1606年6月13日开会研究大主教的请愿书，作出如下裁决：“命令财产保管人尽快提出一份他们所保管的财产清单，以便发还；等来自卡斯蒂利亚的(装载财政津贴)船只到了，支付的拖欠款项应纳入王室金库；至于在舰船上服役的华人，问题正在调查，以便采取适当的措施，在中国商船离开前会作出裁决。”
所以，要说万历是因为三大征把国库打没钱了，再加上当时大明若干地区发生水灾淹死20万人、地震持续两个月，已被弄得焦头烂额而对于这件事儿有心无力，那倒是很有可能，但是要说万历跟钱聋老狗一样说出来“岂能以贱民兴动兵革”这种屁话，那就真的只能呵呵了。
包括其后顺治十四年，郑成功致函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名华侨，要求他停止与西菲当局进行贸易，同时还准备率兵攻取菲律宾，以示惩罚。
麻子元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派人向菲律宾总督下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
这时候的西班牙人已经得知了大明凉凉的消息，所以，怕？怕是不可能怕的，不仅不怕，反而又搞了一次屠杀。
麻子哥九年、麻子哥十年，据说“相当不成器”的郑经曾经两度准备征讨马尼拉，但因各种因素而未能出兵。
当然，我大清十二代皇帝全都是明君圣主，大明十六个皇帝全是副职业技能点满的昏君，像郑成功他们这种大明的死忠份子那就更加该死。
虽然钱聋朝的文人学者赵翼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实际上，赵学者完全就是被忽悠了，因为那些投降我大清的文人尽皆是些废物无能之辈，编《明史》编不明白，泼点儿脏水也泼不好，其中错漏百出之处，简直就是贻笑大方！
当然，朱劲松现在也没空理会荷兰。
对于朱劲松来说，原不原谅荷兰蛮子以及印猴是上帝的事儿，而朱劲松仅仅只是打算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把他们打包送到上帝手里。
很明显，现在还没到时候。
朱劲松随手把《明史·列传·卷二百二十一》扔到一边，对曾诚等一众大佬们说道：“老二兵出交趾，有些人，怕是要坐不住喽。”
正当曾诚等一众大佬懵逼之时，朱劲松又向柯志明点了点头，吩咐道：“让曾府台他们也看看。”
等曾诚等人拿到柯志明分发的情报后，曾诚等人的脸色也不禁变得微妙起来。
正如朱劲松所言，随着朱二旦开始向交趾进军，暹罗、缅甸等南洋诸蕃就坐不住了。
毕竟，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缺少聪明人。
白子期先是打着还政黎氏的旗号进军交趾，紧接着就让黎维祁一家老小都莫名其妙的暴毙，再接着，朱二旦刚刚率兵南下，白子期就迫不及待的举旗投降，摇身一变，直接变成了大明的安乐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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