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益守从谏如流，命周文育、徐度等人，在海河出口设立据点，建立木堡，后又将其改建为石堡，是为飞地，如同一根钉子扎在河北腹地的出海口。
刘益守将此地命名为“天津”，掌控周边自汉武帝时期就规模惊人的长芦盐场。他对天津守将的要求很简单：哪怕不能控制盐场，也要干扰其他人利用盐场制取海盐。
吃不到就砸场子，如今刘益守财大势大地盘大，砸得起。
天津的补给全靠海路输送，运输的海船来往于广陵（扬州）与天津之间，形成了一道稳固的沿海航线。
没有了长芦盐场的支持，河北食盐断绝，冀州、赵郡、范阳、博陵等地，从世家大户子弟到升斗小民乃至佃户私军，全都震恐异常！
刘益守这一刀扎得又狠又准。为了获取食盐，河北的世家大户必然要作出选择：
究竟是抗拒统一的大潮流，继续在自己一亩三分地苟且，还是放弃本地的坞堡与产业，去洛阳为官，然后迎接新的政治格局？
又或者直接掀桌子，跟梁军在沿海的盐场玩“食盐争夺战”，靠堆人命抢劫食盐？
生存与毁灭，往往都在一念之间。
估算了一下刘益守掌控的地盘与人口，河北的世家大户选择了偃旗息鼓，决定先看看情况再说。哪怕拼消耗，他们也拼不过梁军啊！
当然，世家大户自家府库内囤积了不少食盐，还可以硬抗很久，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对策，苦的只是底层百姓。
一个月后，刘益守封于谨为河北行台大都督，将其留在邺城坐镇，负责招降纳叛。留下地头蛇娄昭辅佐于谨，二人一同处理河北事务。刘益守本人则是班师回荥阳，准备入住洛阳新城。
临走之前，刘益守还去一趟磁县，给高欢扫墓。
“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
站在一个高耸的土丘前，刘益守轻声叹息说道，心中的感受异常复杂。最了解你的，以及你最了解的，绝不是枕边人，而是你的宿敌！
刘益守与高欢就是如此，自从相识开始便一直斗争，一直斗到其中一人盖棺定论，争斗才算画上句号。
在与高欢这样的老硬币斗法的过程中，刘益守磨砺了自己，某种程度上说，是高欢成就了刘益守。
“你练了那么多小号，搞出来那么多庶子，让我很为难啊。这么多人，娄昭君也不介意我杀，你说我是杀还是不杀呢？
杀了好像略显刻薄，没有容人之量；不杀，他们将来找我报仇，那可如何是好呢？会不会有人说我是妇人之仁呢？”
刘益守像是在自言自语一般的反问道。
土丘无言，唯有以风作答。
“罢了，还是不杀吧。已经死了那么多人了，天下分久必合，如今正是消弭纷争，四海一家的时候，多杀你几个儿子，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建立的王朝真被你的儿子推翻，那也是天意。我想没有他们，也有别人，随他们去吧。”
刘益守自顾自的摆了摆手，像是说服了自己一般，随后便带着亲卫离开了磁县。
刘益守不知道的是，未来替他出征高句丽，出征突厥的年轻将领当中，居然就有高欢的庶出子嗣。
他更不知道的是，正因为没有杀高欢的子嗣，未来平定关中的时候，很多本地豪强一听梁军打过来了，都是打开城门迎接王师入城。
高欢的子嗣都能活命，正如刘邦封雍齿一般，其他人也认为自己投降刘益守也能活命。哪怕再该死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比高欢的子嗣还该死。
这就是潜藏在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定式。
此时洛阳周边已经被肃清。
规模不算特别大，却又建设得很科学的洛阳新都，矗立于老洛阳城的西边二十里。
关中是不可能关中的，永远都不可能定都关中。刘益守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保护黄河上游的植被，如果将来定都关中，会对黄河上游生态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几乎永远都无法恢复。
他前世陕西、甘肃等地的生态灾难，多半都能追溯到隋唐时期。
再说了，由于关中八百里秦川面积有限，当关东黄、淮大平原的田野渐渐开垦出来后，关中农业经济区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就开始下降。
而且是持续下降。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期间，黄河流域战乱频繁，作为关中农业命脉的郑国渠、白渠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又因河床下切，灌溉面积减少四分之三，严重时甚至减少十分之九。
关中已经没有稳定粮食产出了，这对于一个封建帝国的都城来说，是致命的。
刘益守命陈元康在建康下了一道诏书，是为史上鼎鼎有名的《募捐令》。汉王建都洛阳，以洛阳城内及郊外地盘以为封赏。
有钱就能去，有官职可以减钱，划分专门地块给官员与富商居住。没有钱的官员，将来被调到洛阳为官后，只能租房子住。
或者等待朝廷的旨意。
两个月后新年伊始，刘益守入主洛阳新城，将其改名为“大兴”，寓意不言自明。同时，五路兵马围攻关中，由刘益守在洛阳亲自指挥调度。
第一路为偏师段韶部，从汉中陈仓道攻岐州，顺利前出到武都郡郡治虢县以西的宛川。盘踞武都郡的达奚武、苏绰等人投降，这一路几乎是兵不血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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