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既然借了法援中心这个招牌壳子做生意，那就迟早真得“援助”一些失足又贫困的男男女女。
这也没啥好郁闷的，人家正牌开律所的大律师，每年都有司法局摊派的法援指标呢，何况冯见雄个暂时还没执照的。
这种事情，在冯见雄还只求财、不求名的原始积累阶段，或许可以混一混。但到了他需要借助媒体，把个人的名声打出去的时候，就必须注意了。对商人而言，形象的重要程度，有时候也不比政治家低多少。
幸好冯见雄有准备辩论赛这个借口要忙，所以那天把跟权此芳订下的“现场法援”纪录片素材采集预约，推到了两周之后。
这段时间，冯见雄难得回到了认真对待比赛的状态中来，天天课也不上，就跟另外三个妹子队友泡在一起，切磋辩题，砥砺口才。
半决赛定在9月9日，一个周六。
对手是金陵大学，要到金陵大学的主场去比。
央视方面也会派节目组来拍摄这一台比赛，简单剪辑处理后，放在周日晚餐时间，在央视10套上转播。
比赛的辩题已经抽完签，是“智能手机的出现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冯见雄这一方抽到的又是反方，也就是“弊大于利”。
这个题目按说定得有些取巧，因为去年、也就是05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B组（给不以汉语为母语的外国大学比的组）决赛就已经用过类似的题目。
当时的辩题叫“手机技术的进步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辩论双方是正方“HAN国外国语大学”和反方的“京城语言大学”。
（注：不是“北外”，北外绝大多数都是给中国人读的，而“京城语言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比重高很多，侧重于“教来华的外国人学汉语”。也因此“京城语言大学”在参赛时，选送了全部四名学汉语的留学生组队，当时符合了赛事主办方定下的“B组只允许以非汉语母语人员参赛”的规则）
那场比赛，最终是棒子方面获胜，夺得了B组冠军，而且当时比分差距比较悬殊。赛后大家评议，也都觉得这个题目的正反方不是非常平衡，也就给外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玩玩票还行，肯定是不配作为顶尖的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比赛的题目的。
但是时过境迁，或许是因为某些蝴蝶效应，本时空乔老贼的IPHONE发布时间比历史同期提前了几个月，导致了如今2006年三季度末，地球上已经有了“智能手机”的概念。（只是发布，也就是样机展示、宣传，并没有正式发售，发售还要半年）
于是乎，今年的国内赛事主办方略微偷了个懒，把题目稍微平衡了一下，从“手机技术的进步”改成了“智能手机的出现”，然后让参赛选手辩论利弊——因为经过去年的国际大赛，谁都知道“手机技术的进步”肯定是好的，已经没得辩了。但是对于“某一项或者某一类具体的手机技术创新，究竟对人类是好是坏”，那还是可以存疑的。
毕竟某一款具体的产品，开了历史的倒车，祸害了人类，那都是历史上常有的事儿，这时候就看双方辩手谁更敏锐，能够具体地抠细节驳斥，所以辩题的正反方平衡应该做得比去年的旧题好了不少。
冯见雄心无旁骛的准备比赛，本以为就剩这么几天了，应该不会再出变故。
谁知，江南卫视那边，明明说好了赛后再补充采访法援事迹，临到眼前却又变了卦。
……
这天已经是周四，中午时分。周六就要比赛了。
法援中心的活动室里，虽然口舌纷纷吵闹非常，氛围却是前所未有的专注。只有冯见雄和其他三个队友在那儿磨合辩题，揣测模拟敌情。
法援中心的正常业务，也几乎停顿，其他人纷纷被赶走，压根没来开工。
只有史妮可，因为这天恰好生意上也没事情，而法援中心又到了要出摊的日子，妹子就主动请缨去了区里的看守所揽活儿。
史妮可还是很珍惜一切学习锻炼机会的。她也知道自己跟着冯见雄厮混，商务类的法律实务素养成长很快，但刑事、行政诉讼方面几乎积累不到什么经验。而法援中心这边很多时候逮到给穷人嫌疑犯打官司的机会，就能很好补全这块短板。
这边，冯见雄和队友们饭后喝着消食的红茶，一边讨论战术，史妮可的电话却打了进来，冯见雄随手就接了。
电话另一头的史妮可声音有些惊悚，似乎遇到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雄哥，刚才区看守所出了个大案子，一个等待起诉的嫌疑人突然情绪失控拿手铐还有不知啥的东西，挟持了另外一个看押的人当人质。
然后不到10分钟江南卫视的记者也来了，简单采访了看守的警员还有……还有我们这些出摊的法援人员、到这里揽活儿的律师。我还见到了那天采访过我们的权小姐，她还问咱法援中心为什么就我这么一个不专业的在……”
冯见雄听得对方有些语无伦次，不由也有些焦躁：“你长话短说，到底关我什么事？你不知道我在准备比赛吗？”
史妮可被骂了，却像是松了口气，竟有一种可以推卸责任的轻松感，连忙说道：“我也不想打的，是权记者让我打给你的……要不让她给你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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