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宗总能提出一些行之有效但稀奇古怪的点子。
就比方说轨道马车，但轨道具体怎么建设？刘狮子不知道，这项大任就又丢在了刘承运的肩膀上。
这可苦坏了承运的小脑瓜儿，他还没二哥懂呢！
隔了上千年，谁又能知道秦朝的轨是什么轨，但刘狮子保守估计，有了这条贯通河湟的轨道，他们的粮食路耗应该能降低一半。
承运听见这个就笑，他说二哥你也太保守了，只要你想在河湟解决路耗的问题，就算没有这条轨道，照样能把路耗减少一半。
承运一直掌管河湟五镇的征粮、运粮以及生产建设，河湟谷地存在什么问题，整个元帅府都没人比他更清楚。
如今河湟谷地的均田买赋已经成为常策，这片土地的生产能力也被完全开发，雪山融水能保证旱涝保收，每年收上的粮食已有定例，最理想的情况下，能达到二十五万石成粮。
若是征收原粮，则是三十七万石。
其中二十八万石是固定的，来自河湟谷地八千顷良田，余下九万石则来自河湟山地的三万顷土田。
尽管如今居于山区的土民也越来越多被编户齐民，但山地产出本身很低，能拿出作为商品粮交换日用的更少，因此尽管有更多的土地，却存在更低的产出，但另一方面山民种植农作物不受限制，因此也是元帅府马草、药草、木材等物资的重要产地。
这些粮食在征收入库以及制成军粮的过程中，就存在大量空耗，这是刘承宗等人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
元帅府前身是一支流浪到青海的孤军，自身占据一无所有的不毛之地，面临举目皆敌的环境，一切都要由从头规划。
在当时面临的环境下，成本根本就不是他们要考虑的问题，一切生产建设与规划的基石都是安全。
新城的府衙和市场、日月山铁厂、作为手工业基地的俱尔湾百工局、新城书院，西宁城里的廒仓，青海湖北岸的水师衙门兵粮加工厂，这些军事要地统统都建设在河湟谷地的最西边。
毕竟那个时候，谁都不敢把廒仓搁在兰州黄河边上，或者根本没在自己掌控之中的碾伯所。
整个河湟谷地的均田买赋政策，也围绕着这些地方，银钱出自元帅府衙，日用品生产于百工局，这些东西每年向东依次押运至河湟五镇驿站；同时五镇各乡保完粮，这些粮草运到五镇就存在一份微小的路耗。
五镇再运送粮食和分销百工局日用品的银子回到西宁廒仓入库，西宁再送到青海湖加工——以前这样干的问题不大，军粮到了水师衙门，大军不是开赴河卡草原，就是奔赴河湟东边打仗，来回运粮都很近。
可现在不一样了，西宁以西，不需要运粮，就算远征叶尔羌或支援天山，那也轮不到他们运粮，元帅府根本没有这份运力，而东边，战争前线是距离青海湖近千里的临洮巩昌。
以河湟最东端的东关镇为例，一份粮食从这里运至水师衙门，是五百里；水师衙门加工成军粮，再运回兰州，又是五百里，啥事都没干就一千里出去了。
这也是承运只说河湟修路而不提青海湖的原因，他建议刘承宗把水师衙门拆分，只留下一个处理咸鱼、熏鱼的部门，其他加工军粮的人员、技术都向东迁。
刘承宗很慎重地考虑了这个建议，他提出修建西兰轨道，确实有一时心血来潮的成分，但听了承运对河湟路耗的分析之后，反倒是真坚定了修建轨道的想法。
元帅府的行政建制，必然要迁往兰州，有些东西，比如官府吏员、公文档案，好迁；但也有些东西，诸如铁厂、矿山、军器局，不好迁。
可这些部门不向东迁，元帅军的所有军事物资就要从千里外开始运送，代价未免太过高昂。
但是真坚定了修建轨道的想法，摆在面前的就全是困难了。
轨道暂且不提，元帅府就算把轨道修出来，除了炮车，什么车都没法在上边跑。
因为刘承宗就是个拾破烂儿的，不论是战车也好、辎重车也罢，军用的、民用的，除了炮车之外，所有车辆都是他捡来的。
只有千斤炮的炮车，是元帅府自己做的，但即使是炮车，轴距、轮宽以及承载重量，都没有统一规格。
这可真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刘承宗也没想到自己随口一提修建轨道，居然要从设计车辆这一步开始，这是件非常考验专业的事，刘承宗没敢大包大揽，直接派人请来了师成我。
他和师成我，在马车设计方面都是外行，但他们俩的相同之处在于，都知道在造物方面，设计的重要性。
刘承宗是个擅长用刀的人，也是个喜欢藏刀的人，几乎每次作战，他都会从战利品里选几柄好刀，让人送到元帅府衙里藏着。
但他带在身上的佩刀，尽管换了更好的装具，刀条永远都是普通材料打出来的制式雁翎官刀。
制式刀条的质量很一般，刀刃刀身的处理工艺也非常普通，但它有一个优点是工艺和材质永远无法替代的，就是设计合理。
兵器最重要的就是重心，只有重心合适才趁手，趁手才能杀人，而杀人，只需要一刀。
一辆好马车就像一柄好刀，用料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设计，好的设计能不给马儿增加多余的负重，才能跑得更快、更远，只有做好了这一步，才有资格谈用料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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