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宋贤干了票大的，他卖尽家当，换了一批西域买来的玩意儿去了江南，一去就是三年杳无音信，人们都以为这孤儿客死他乡，他却带着千两之财与仆从伴当衣锦还乡。
仆从伴当凶狠矫健，听说都是旱灾里被收留的乱兵饥贼，个个儿都是狠角色，宋贤也性情大变，在城内开起米行当铺、城外修起赌档青楼，倒卖劣酒，以放贷为生。
人们称他做豪侠，全是因为其虚伪做派。
所谓士农工商，商贾的地位最低，因为士是官员，农家小户可能不会大富，但读得起书，总有科举转运大贵那天；工匠的手艺精湛，照样也能当官；商贾不一样，这辈子撑死就只能有俩臭钱儿了，谁都瞧不起。
当然，士农工商里的工，指的不是力夫，而是有手艺在人的匠人，宣德年有雕虫小技的无锡石匠陆祥、永乐年设计承天门也就是后来天安门的吴县木匠蒯祥，都靠技艺官拜工部侍郎，主持大型工程；嘉靖年修三大殿的扬州木匠徐杲更是做了工部尚书，空前绝后。
士农工商里的农，指的也不是佃户帮佣，而是有地的自耕农和地主。
四民制度是国之柱石，明代在朝廷层面上没人头税，佃户帮佣一不给国家交税、二不给国家服役，所以他们不是农，甚至不属于民，有工作、有地佃的时候还勉强算个民。
没工作、没地佃的时候就叫人瞧不起，站着不动叫氓，动起来叫流氓。
社会地位仅高于世代为奴、为娼、为乐、为渔、为疍、为堕的贱籍。
而四民里面，社会地位最低的是商贾，以放贷生息为业的商贾，又是各行各业最没面子的，当然这是官本位思想的世界观。
实际上官员并不是厚此薄彼，单单瞧不起商贾；官员是非常单纯的雨露均沾，瞧不起除了他们自己之外的所有人。
在指挥使胡志深眼中，宋贤是个不是东西的聪明人。
他倒卖劣酒，让不得意之辈喝个晕乎乎不能操持正事，不干正事没有收入就得把东西当进他家典当铺子，拿了钱再去他家米行铺子买粮吃。
吃完了穷得不行还得找他借钱，借来钱更发愁怎么来钱，更要跑到他的酒铺子喝个晕乎乎，喝多了妄想靠运气一把翻身进了赌档，输光了无力回天只能到他家青楼卖儿鬻女。
有本事、有运气的能来钱，也了不得要到他家青楼快活一番……总之，这王八蛋要把钱儿都搂到自己手里。
胡志深心里想着宋贤这个名字，暗自颔首。
若能说动宋贤为出钱出力，也许守城能事半功倍，不过他是否愿意出钱出力，胡志深心里也拿不准。
肃州有身份的人是瞧不起宋贤，但在穷家小户的普通人里头，这家伙还挺得人心。
因为每个月初三，宋贤都会站在肃州酒泉城的十字街口钟鼓楼下面，让仆役搬一箱子借条，由卫里的小娃娃随手摸出一张，当众宣读焚烧，不论欠款多少，本息全消。
这世上谁都不需要运气，只有绝望之人例外。
肃州卫往外借贷的富家有不少，但是这帮军户、农户、小商贩借贷，就喜欢找宋贤借，他除了常常指使那些被消债的人在城外组局聚赌之外，称得上是遵纪守法的好商贾。
但胡志深只觉得这个人奇怪。
大明律很多条格在这一时期已经失去效力，就比如典卖田宅，依律俱应由买主履行报验、缴纳契税、加盖官印，契税是总价的三分。
而民间田宅典卖的流转非常复杂，通常都不是立契后立即交割，钻空子的方式是先以低价签订契约，缴纳较低的契税，然后田地原主再以‘找价’的方式，向买主索要符合市价的余钱。
这种行为本多发于房价地价上涨的万历年间，本质上是一种欺负人的无赖行为，但官府官员在审案中经常以儒学饰吏术，尽量怜贫、倾向从俗，对卖田、卖宅的弱势方找价要钱报以同情，绝卖之后找价三次以内，通常会给予支持，比较离谱的找价十几次，也有不被处罚的。
而找价的契税，一般官府都给予豁免。
到如今房产田宅的市价上不去，一般不存在卖家耍无赖找价，但民间约定成俗，用较低的价格来逃避契税，通常不是极为华贵的庭院，官府也都民不举官不究。
但宋贤这两年经手的所有田宅，统统依律一口定价、足额缴纳契税。
放贷也是一样，大明律规定最高月息为三分，哪怕年月久远，放贷的收益律法只保护到一本一息，超额的部分律法支持借贷者不还。
但律法规定是一回事，民间执行上又是另一回事，正经良家百姓谁也架不住讨债的天天闹，寻常淳朴的农家百姓又没那个时间精力去学大明律跟人打官司，这律法条文大多数时候就像一纸空文。
偏偏宋贤就按这个来，放贷利息就是金口玉言的每月三分，从不利滚利，也从不超过一本一息，实际上他这两年根本就没滚到本息对等那么多过，经常息子到本金的六七成，看人还不起，能减的减一点，把人婆姨孩子买了，要么就干脆当众把欠条烧了，落个人情。
胡志深就因为这个，认为宋贤很怪，说他掉进钱眼儿里吧，还挺讲究人情世故；可要说他不图赚钱，这王八蛋在肃州都他妈商业闭环了，费这么大劲，却赚不到大钱，这人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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