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掌握话语权的并不是农民军，所以，还不是任别人怎么编排？及至大明仅剩下最后一口气，有点良心的士绅官僚们才在笔下才把评论颠倒过来。
“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银妇女，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
“贼来兵去，兵去贼来。贼掠于前，兵掠于后。贼掠如梳，兵掠如剃。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今日之事，其何以济！”
“（官兵）杀民如剪草，列颅（冒）称贼首。”
“各携利刃争相逐，函首忙报将与督。哄然攘臂受赐金，屠尽一家与九属。”
“将无纪律，兵无行伍，银污杀劫，惨不可言。所掠妇女，荆布者徒步随行；锦绣者乘马掩泣。尾贼而往，莫敢奋臂，所获之级，半是良民。所报之功，毫无寔绩。”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
乾坤颠倒！
河南襄城有个士绅叫张永祺，和王铎是同年举人。他从崇祯五年开始，集合了一帮大小地主出钱出粮协助守城。十年时间，他自己花了折合一万多两银子。襄城也一直平安无恙。
崇祯十四年底，李自成来了。包括襄城知县在内的很多人都要开门投降，张永祺不同意。他大义凛然的要死守。
结果，最后关头他借口老母想要出城躲避，就溜了。张永祺跑到温县花了八十两银子买了座大宅子安顿下来。
一个月后，张永祺“始得家书，云闯贼入城，家业荡析已尽，家口无恙。”
接着，他去找了王铎等人的关系，托汪乔年麾下总兵郑嘉栋捎带自己回襄城老家，顺便当带路党，要做还乡团。
当时刚过完年，先下雨又下雪，张永祺跟随从洛阳开拔的秦军“日行泥中，夜宿霜地。手拾枯枝煨面饼，日一餐。与各兵不盐食者数日，甚至求勺水润口不可得。草空豆尽，营马长嘶。呜呼，身在事外，痛恨兵丁驿骚，及入行伍，备悉艰难苦楚，可为痛苦浩叹也。”
可怜的秦军，张永祺还感慨了一番。
秦军们半路想打个寨子补充粮草还没打下来，灰头土脸的撤了，汪乔年的结局以后说。
至于张永祺，他记录说李自成打败汪乔年后把襄城190多个读书人“割鼻断足”。而他这个正经的还乡团团长，被俘后反倒没被割鼻断足，奇怪了。
乡亲们恼他引官兵入城，招来那么大灾难；汪乔年的亲属也一再告状，称张永祺通贼，又怀疑他侵吞官兵财产。
张永祺在家里待不下去了，只好又去外地买了座宅子，吃嘛嘛香，还看了一眼康熙盛世才嗝屁。运气真好。
最后，他在书里记录的那些事情，有多少真的有多少假的，已经没人知道底细了。
人民裙众创造历史，可传承历史的是达官贵人。涂脂抹粉的是他们，瞎几把编排的也是他们。
继续说农民军和官军对比——
“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大。”
“闯贼分兵下孝感，姚乘舟避难南湖，唏嘘不已。邻舟妇解之曰‘贼自入黄来未杀人’。”
李自成在襄阳时，明朝监纪推官朱翊辨向崇祯报告说：“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
李自成在京城时，文人陈济生于《再生记略》中记叙了自己逃出京城，在京南一带大顺政权统治区看到的情景：“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于兹仅见。”
《定兴县志》中说：“（大顺）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
（农民军绝不是吃人恶魔，被污名化太久了。不一一举例了。有些记载失传了，有些是屁股不同的人瞎写，还有些入清后被篡改。能多方验证的还稍微可以还原一下原样，不然就只能人家怎么写后人怎么信了。）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很多留京官员们本来想南逃，但听说小乌龟是要“拥立东宫”登基，他们就屁颠颠跑去迎驾。结果“则是清九王也，百官相顾惊异”。有的书就直接改成“拥立新君”，百官反应也删去。他们也算是被扣屎盆子了。所以很多官员后来又逃跑南下了，然后又被南明小朝廷搔操作逼回去了。）
（大清兵分道西伐，更纠西人攻临洮、甘肃以牵之。自成勒边兵与战，杀伤相当///本朝兵分道西伐，自成勒边兵与战，大败——虽然最终结果都是败，但删去好几万蒙古狗腿子的功劳算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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