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王刘恒起兵十数日后，长安发出的军令，通过秦直道一路传递，终于送达了燕国都城：蓟（jì]）县。
接到军令之后，成为燕王不过数月的刘信赶忙召集了文武大臣，就长安送来的军令进行商讨。
说是商讨，其实也不过是走个过场——长安下达的正式诏令，除非刘信相反，否则只有奉从这一种选项。
而刘信之所以要召集大臣商讨，主要是就具体方案进行推演。
成为燕王数月，刘信心中的激昂也早已平静下来；对于新的身份，刘信也有了更加冷静的看待和认知。
与汉室每一个边境诸侯一样，刘信成为燕王之后，首先认识到的，就是燕国严峻的边防状况。
根据太祖高皇帝时所留下的传统，边地诸侯非但要自掏腰包，承担抵御外敌的重任，还要按律供养长安中央。
简单而言，就是刘信成为燕王之后，非但要为每年数以千万计的边防军费发愁，还要为年末上缴长安的‘贡献’绞尽脑汁。
燕地作为汉室大北方，其农业产出虽较之于上代稍好一些，但也远在南方膏肓之地之下；正常情况下，平均亩产大抵维持在两石到两石半之间。
虽然燕国封土辽阔，但山地、丘陵占据燕境一半以上；如果只凭借每年的粮税，燕国完全不可能做到一边吃撑边防部队，一边供养长安中央。
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燕、代等国送往长安的贡献，其实就是表达诸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一个形式；只要诸侯没有得罪皇帝，那部分贡献最终都会被退回来。
但即便会被退回来，那也有个先决条件。
诸侯贡献，早已被太祖刘邦明文规定标准：侯国当年农税的三成。
燕国的疆域，又是一条东西拉长，南北压扁的狭长领土；边界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部分，与汉匈边界重合！
而汉-匈边境西起陇右，东至燕国右北平郡，有将近一半的部分，都是在燕国边界。
换而言之，不严谨的说，燕国承担的边防任务，将近汉室北墙防务的一半。
这使得燕国为了保证边境防务，需要维持一支极其庞大的常备部队；而这支部队的一应支出，则都由燕国承担。
在封王就国，来到王都蓟县之后，刘信兴致勃勃的翻看了燕国往年的农税，以及一应支出。
最终，燕国严峻的状况，在激情澎湃的刘信头上撒下好大一盆冷水。
——自高皇帝是起，燕国就从未凑出过制度所规定的‘贡献’！
燕国每年的税收，有近乎九成都被庞大到令人绝望的边防军费吞去；而制度所规定的的三成贡献，还都是历任燕王拿出多年积攒下来的积蓄，送到长安走个过场，然后原封不动得搬回蓟县，待等明年再送往长安···
这还是边墙没有大战，边防军费没有‘超标’的前提下！
要是匈奴人大举犯边，那燕国非但要将当年全部的税收砸进去，还要拿出那部分从未见过天日的王宫积蓄，奖赏士卒，抚慰孤寡，乃至于增强军备。
如此糟糕的战略局势，让刘信心中再也没有对成为诸侯王的喜悦，而是整日忧心忡忡，哀愁于明岁的‘贡献’该如何凑。
至于享乐，更是早就被刘信排除在了‘有生之年要尝试’的计划单之中。
而此次，长安送来‘派兵入住代北’的命令，更是让刘信满是苦涩。
——军费从哪来！
根据诏书内容，燕国起码要出一万五千边卒，大规模机动至代-匈边墙，接手代王刘恒调走边防部队留下的防守漏洞。
且先不提远距离机动所要产生的耗费，光是这一万五千边卒的军粮，就足以让刘信白几根头发。
代王、齐王皆反，这场内战没个一年半载，是怎么都不可能得出结果的。
这就意味着，刘信派出的一万五千士卒，起码要在遥远的代北待4-8个月；期间军粮则需要刘信从燕国运到代北。
即便按最乐观的情况估算，四个月，一万五千士卒也起码要消耗30万石粮食；而为了将这三十万石军粮送往代北，沿途还需要消耗十万石以上。
即便撇开这一万五千士卒所需要随行的数万民夫，光是军粮，就需要四十万石！
这对刚成为燕王不过三个多月，连国土都还没巡视完的刘信而言，无疑是一座大山。
须知整个燕国境内，百姓也不过十数万户；燕国一年的农税收入，最多也就三百万石左右。
就凭这三百万石粮米，燕国需要供养十万以上的边防将士；光此一项，就会吞去燕国八成以上的农税收入。
剩下的部分，除了要供养王宫内的诸侯亲眷，维持燕国的运作，发放大臣的俸禄之外，还需要历任燕王从中抠搜一些下来，好保证每年能拿出足够的贡献送到长安，然后祈祷长安天子开恩，千万别不要脸的将这部分贡献收下···
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要刘信拿出四十万石军粮，去帮助隔壁诸侯国的边墙防务，无疑是强人所难了。
但长安来的命令，又没有丝毫反抗的余地，这无疑让刘信感到亚历山大。
结合此间种种，刘信召集大臣于王宫，其目的就很明显了：这笔意外产生得军粮，到底怎么办？
至于拒绝长安命令的选项，则完全没有出现在刘信的脑海之中——兔死狐悲，用在燕、代两个诸侯国身上，可谓再合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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