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二十八，江森中午到了县城，晚上就没能再走掉。带着他一下午拜访了大概三分之一个县行政中心，基本宣告了一个情况：以后只准我们和文化口两家一起薅，最多再加一个青民乡地方，其他严禁插手，否则别怪我们翻脸。于是青联那边就很不高兴，感觉白给了一个小本本，结果连个屁都没捞回来，还倒贴十块钱的工本费。
江森对这个局面既感到猝不及防，但内心又非常理解。
就是这样，经常性就是，表决心说今年我要完成指标，然后转头就把任务分派给底下，有钱的地方就多承担一点。
于是再然后等县里拿到这个任务。所以有困难要上。
这么一来，县里就得接着往下分摊。
就这么的，一个个单位、一个个科室分摊下去。
只是这年头的大企业，一来本身每年的纳税压力就不算小，二来人家轻易也不可能挪窝，三来大企业和个别部门原先就有挂钩，所以再指望从大企业获得帮助，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至于那些携带少量资金的小企业，看起来虽然比较容易搞定，但小企业本身的意愿，却基本全都倾向于往更牛逼的地方去。
因此像瓯顺县这种总人口也才20万不到，森林覆盖面积却高达83%的地方，别说五千万的任务，每年就算是两千万的任务，县里也都能惆怅到四套领导班子集体失眠。
也幸亏就是瓯顺县还有为数不少的几个华侨村乃至华侨乡，一到年关，就有人带着钞票回乡装逼。而这个时候，县里的各部门领导就会蜂拥而出，把今年的摊派任务搞定，不单是招商引资，还有各种扶贫款项、救灾款项，都得趁这个年关口落实下来。而那些积极回馈家乡的华侨，此时自然也就能收到各种小红花。
不过这么个操作，肯定也有利有弊。
比方个别资金压力过大的红花获得者，可能在过完年后，转头马上就会靠这玩意儿去银行贷款。还有些则稍微好些，只图名不图利，拿到小红花就出国装逼用，赚了钱再回家报答家乡父老的恩情。
看起来给人的感官印象，好像格外的不对劲。
但问题是，这就是生活啊……
瓯顺县的自然资源和先天禀赋，决定了每年可以产出的物质总量就这么多，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是永远不设上限的。更放大了来讲，放大到整个东瓯市，在这片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方，大家都想过好日子，可资源又没有，那怎么办？
于是民间集资的传统就盛行起来，胆子大的就去放高利贷，赚了钱大家一起分，胆子小的就去炒房炒楼。实业家不是没有，可市场千变万化，人心摇摆不定，实业家变成炒房小能手的也不在少数，真正对事业有追求的，则早晚是要奔着区位条件更好的地方去。
牛逼的人都往牛逼的地方去，剩下来的人，没技术、没本钱、没路子，但又想日子过得好，自然而然，也就甘于承担极大的风险，去外面做点国家不让做的买卖。而地方政府长此以往与这些人打交道，自然也心里有数，会尽可能精挑细选，尽量避免搞出后续问题来。但问题是，哪怕是找到正经人了，可谁又能保证，这个人就能永远正经下去？
尤其像瓯顺县教育口这种除了学籍啥好处也无法提供的单位，这些年来，别说找正经人，就是不正经的，他们都很难找到。历任领导每年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各个四十而秃、五十而秃，来一个秃一个，无一幸免。除非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直接躺平，反正老子就是做不到，我们局今年的年底奖金全都不要了，我也就等着退休了。
只有这样平和的心态，才能最终保住头发。
因此可以想象，当这边的教育口突然间发现江森这么一个人才，年轻、出名、有钱，而且还正经到甚至见义勇为上了电视，也不像那些做企业的人逼事儿那么多，什么政策好处都不要，只要大家关心他、爱护他、照顾他，一个人就能解决县里1%的工作量，一个人就能解决局里全年50%左右的工作量，这样的孩子，就问你爱不爱吧？
这特么不是废话？
县教育局全体职工对天发誓，绝逼比他亲爹都更爱他啊！
大年二十八晚上，江森在教育局的内部晚宴上，至少向分外热情的叔叔阿姨们敬了三十杯旺仔牛奶外加一大瓶可乐，差点喝饮料都喝到吐。
晚上吃到九点多后，就在县里的招待所睡下。
次日大年二十九——这一年的农历，二十九就是除夕，早上赶在银行过年前最后一天营业，江森给县教育局的账户里转了二十万，钱到账了，汪副局拍着胸脯保证，可保至少一年平安。从今年开始到明年这个时候，县教育局全特么是他的人。当然，只负责遇上什么事情壮壮声势，具体问题，这边还是不存在什么解决能力的。
除非是江森疯了，想从十八中转学到县中。
给县教育局打完这笔钱后，到了临近中午的时候，江森又去参加了县里每年的“全县各界人士”年前座谈会。坐到这个会场上，也就意味着，他从一个“人”，变成了官方承认的“人士”。这就表明在瓯顺县这一亩三分地上，就算是莫怀仁，也需要给江森几分薄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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