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
在宾城城区边缘，智行买下一幢大院落，听说以前是清庭高官还乡后所建。
占地有亩多，由九幢两层小阁楼组成，中间的空地也够大，不算多豪华。
周围有两米半的围墙，顶上有玻璃碎片。
格局错落有致，在建之前肯定有风水大师看过。
想着收笼一些孤儿和孤家寡人，筛选一些做徒弟。
当然，也会看过面相才看值不借得收笼。
现在已经收了十三个孤儿，有男有女，大的十岁，小的六七岁，还是筛选过，不然更多了。
还有教师先生和两个妇女照顾着，这几个人都是请来的。
好好的庭宅院，搞成孤儿院。
智行自己也没时间管理，到周围去收笼人，或者修练，所以才请人管理。
这些孩子都是半个月前一起住进来，请的人也是在附近的人家，晚上要回去。
在后世，这些小子吃饭都要哄，现在他们都可以独立了。
蓝天祥：男，十岁，他最大
陈嘉福：男，十岁
黄盈清：女，九岁
陈敏：女，八岁
陈清：男，八岁
黄荣：男，八岁
李富涛：男，七岁
李照：女，七岁
廖福：男，七岁
周永寿：男，六岁
周珍：女，六岁
李洁：女，六岁
黄远庆：男，六岁
本来他们叫的是小名，大狗，二狗，大丫，什么的，智行重新给他们起过名字。
花费大量的黄金大洋买下这座庭院落，引起了全城人的注意。
帮派混混，警匪，官员，在知道智行没什么背景后，都想过来打秋风。
过份的莫名其妙地死去，不过份的，让他莫名其妙地在半路，摔个重伤。
特别兵匪，在大路上，连开几枪把自己的腿打断了，又或者在街上掏出刀在自己大腿捅几刀。
越传越邪，那些帮派混混，警匪，官匪，才不敢再有人过来了。
现在一般人经过院落的门前都走快几步。
智行布下防御阵和迷踪阵，到时候用玉牌可以进出，但这也是治标不治本。
准备下次不管谁来打扰，都杀个干净，最烦这些无聊的东西。
这天没上课，智行把他们集中在阁楼围着的空地上，训练他们排队。
会排队后，教他们修练初级练体诀，和初级拳法。
他们年纪比起沙田时那些小子少了几岁，教导起来却难多了。
陆陆续续一个月，每天早上五点起来，才把居本的动作可以连贯打出来。
教师先生姓周，四十多岁，学历并不高，给那些小家伙启蒙足够了。
准备教一段时间，让他们到小学里上课。
“彭县长，你怎么来了？”
平静了一个月，想不到第一个上门的是县长。
他肯定不会是打秋风，在这个时代做了十年的县长，八面玲珑，绝对是不简单的人。
北洋时代军阀割据，不受中央政府约束，县长成了大小军阀们奖赏部属，或赠送亲友的礼物，副官当县长的比比皆是。
国民政府成立后，几度立法，力图将县长任用纳入正轨。
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通过考试遴选县长。但要想通过县长考试，并不容易。
首先，县长考试举行的次数非常少，除极少数省区举行过一两次外，多数省区没有再进行过县长考试。
其次，考试竞争非常激烈，而且，考上了也未必能得到实际任用。
考出来的县长往往仕途困顿，所以大多数的县长，是通过保荐选出来的。
国民政府的规定，举荐县长是由民政厅长提名二到三人，然后走程序转请任命。
意味着民政厅长掌握了举荐县长的权力。
这些人大权在握，自然会滋生腐败，任人唯亲很普遍，买官卖官也是常事。
想当上县长不易，想把县长做安稳更困难。
这个时期县长更替非常频繁。
县长的任命权掌握在省主席和民政厅长手里。
所以，每一位高官官上台，必然出现一次县长大换血，这种情况描述为“更换一次首长，荐信三尺，带员数十，赶走一半”。
县长上任之后，拜访当地有势力的豪绅联络“感情”，寻求其对施政的支持，是必须做的功课，否则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这些地方豪绅，往往控制着县中的书吏、粮差、政警一类职务。
再者，国民政府致力于“县政自治”，要求县长积极有为。
官方指定的《县长须知》中，着落在县长头上的基本职责，有民政31大项、财政28大项、建设48大项等，总计172大项。
每一大项中，又有许多小项，如民政类31大项可细分为160小项。
这些构成了县长的“日常功课”。
此外，县长还要承担许多特殊任务。
名目繁多之外，工作量也是个头疼的问题。
有太多的活要干，有太多的领导要伺候，可供县长调配的人力却相当有限。
职责配置与人力配置如此不成比例，除了敷衍塞责之外，县政的运作并无别的办法。
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职责中，任何方面出了问题，县长都很可能会受到上级的问责。
国民政府时期，对县长的惩戒甚多。
在那些由军阀控制的省份，想要坐稳县长，首要之务是筹钱募兵的工作必须做得漂亮。
要不然，轻则丢官罢职，重则性命不保。
既然县长如此难做，何不干脆解职走人脱离苦海？
但走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民国时期的县长，实行的是“承包体制”。
即一位县长上任、卸任，不仅从科长、秘书、收发、差役这全套的班底，得随他同来同去。
连上任所需的总理遗像和党国旗帜也要自备；解职时财政收支也要全盘交代清楚。
这样一来，县长更替交接一次，全县田赋、积谷、城墙、衙署、文庙、公产等，均须清查一次。
而仅盘查全县积谷一事，往往就需耗时数月。
如果认真走流程，繁琐的移交手续，一般需要数月甚至几年时间，这期间所需各项费用，须由县长个人承担。
如此，办移交就成了县长必须承担的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
不单单是交接费用在迫使县长走向贪腐，民国时期与县长有关的上述种种制度设计，都是在逆向淘汰廉洁奉公之人。
总而言之，除了贪污腐败，县长几乎做不了正经事。
但如果做县长本就奔着贪污腐败而去，自然也就不必再做正经事，种种制度上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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