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鼎质问，陛下为何恐惧？陛下为何失去勇气？陛下为何失去自信？陛下对自己、对中央、对大秦军队、对大秦国民都没有信心，那还拿什么去强大和发展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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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一连串质问让始皇帝陷入沉思。
当天晚上，始皇帝在御书房召见了李斯、蒙嘉、赵亥、周青臣、司马空和蒙毅。
始皇帝把宝鼎的奏章递给几位大臣，请他们仔细阅读。
蒙氏叔侄在这场国策争论中虽然公开支持始皇帝财赋集中之策，但这是出于维护始皇帝的权威，维护关东集团利益的需要，实际上他们在于始皇帝的私下商讨中，还是隐约透露出妥协之意。
这倒不是因为畏惧大秦本土贵族，也不是因为冯氏的覆灭给了他们沉重一击，而是从蒙氏这个军功豪门的立场来说，他们希望自己在帝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取更多，而且他们对帝国未来的预测还是“分封”压倒“集权”，这从太子扶苏的政治立场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太子扶苏的政治理念和始皇帝的政治理念有严重分歧，这在咸阳不是什么秘密，虽然始皇帝安排在太子扶苏身边的都是关东系的法家大臣，但太子扶苏在外征伐的时候正是其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深受武烈王公子宝鼎的影响，而且其性格不够果敢，更没有杀伐决断的凌厉手段。可以想像，将来扶苏如果继承大统，必定是一个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的皇帝，这必然导致地方势力坐大，中央集权受阻，国策十有八九要偏离预定轨道。
太子扶苏的现在和未来也影响到了始皇帝的决策。始皇帝不可能只考虑现在，他考虑得是帝国的千秋大业，所以很多决策的实施，他都必须考虑到对帝国十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的影响，因此始皇帝非常急切地要集权中央，试图在他有生之年实现中央集权的理想。
蒙氏靠军功起家，现在的权势是靠三代人流血流汗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拼搏而来，所以他们的行事风格非常稳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在政治上更是讲求妥协策略，在妥协中谋取利益。蒙氏从蒙骜开始的三代人经历了一场场政治风暴，但每一次蒙氏都有惊无险地渡过了危机，并且始终赢得了君王的信任，权势日盛，这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冯氏和蒙氏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冯氏是韩国的世代豪门。冯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家分晋之前，由此可以想像一下冯氏在政治上的豪门风格。正是这种风格葬送了冯氏，就如同熊氏外戚遭到昭襄王和始皇帝两任皇帝的打击一样。豪门贵族权势倾天，很多时候太嚣张太狂妄，所以必然挨打。
蒙氏历大秦四代君王而不衰，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蒙氏是脚踏实地做事的人。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不讲条件，也不讨价还价。事情做完了，做好了，君王赏赐多少我就拿多少，从无怨言。君王就喜欢这样的臣子，所以军功贵族历来为大秦君王所器重。豪门贵族不一样，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们首要考虑的不是为君王做事，而是谋算着如何获利，在获利的前提下为君王去做事。这就是本质区别。
李斯、周青臣、司马空这些法家大臣也属于寒门军功贵族，他们的现在和未来都建立在军功上，而始皇帝这位君王和他们的政治理念又完全一致，目标和理想都是一样，所以他们当然要“士为知己者死”了。追随这样的君王，既能建功立业，实现毕生的追求，还能获得大利益，怎不让这些人肝脑涂地，鞠躬尽瘁。
但是，无论是蒙氏，还是李斯等人，都不敢在这个时候，就武烈王的这份奏章和他在奏章中的一连串质问发表意见。这不仅仅关系到立场问题，更关系到存亡大事。
刚刚过去的政治风暴就像一层厚厚的阴霾笼罩在帝国贵族们尤其是关东贵族们的心上，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
始皇帝是一代雄主，而武烈王公子宝鼎则是一代天骄。这个时代像武烈王这样的大权贵不是普通贵族可以抗衡的，比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那都是主宰王国命运的大权贵，其实力常常超过了君王，甚至直接掌控了君王的生死存亡。
刚刚过去的那场风暴已经证明了武烈王的实力。在最初那等恶劣的情况下，武烈王一人一剑回到京城，然后逆转政局，摧毁冯氏，重创老秦人，帮助始皇帝成功胜出，最后如果不是始皇帝拿着宝剑逼着他离开咸阳，恐怕死去的人更多。
最后的嬴家当真是始皇帝吗？像蒙氏、李斯这样处在权力顶端的人心知肚明，始皇帝也不过是武烈王整个谋划中的棋子而已，否则始皇帝也不会在最后关头把他赶出咸阳，让他去掌控北军。那不是始皇帝对他的信任，而是始皇帝无奈之下的一种妥协。始皇帝也玩不起了，再玩下去，恐怕整个关东系都名存实亡。
武烈王始终是这场风暴的核心，但他又始终把自己藏着最安全的位置，操控着这场风暴。武烈王是最后的嬴家，所以当始皇帝结束这场风暴后，武烈王马上递交了奏章，威逼始皇帝修改国策，让帝国实施休养生息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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