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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了，北军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老将军们陆续返京就任新职，咸阳政局似乎正在逐渐归于平静。
秋收刚刚开始，中央和地方为争夺赋税，矛盾骤然爆发。
中央以进行北伐为借口，进一步增赋加税，而地方势力若想扩张自己的实力，首要之务就是稳定地方局势，稳定地方局势的首要条件就是轻赋薄徭，要让黔首贫贱在辛苦劳碌一年后，有饭吃，有衣穿，于是地方郡县必然要想方设法截留赋税。
如何阻截中央对地方的掳掠？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就是纵容甚至暗中推动地方暴民发动叛乱。
第一个爆发叛乱的就是山东胶东。
冯毋择镇戍山东，冯氏自然要打击蒙氏势力，而打击蒙氏的最好办法就是最大程度地征缴赋税。蒙氏要截留，冯氏则打着中央的旗号拼命征缴，最终的结果就是山东之民遭到疯狂洗劫。山东的齐人愤怒了，揭竿而起。
齐王公子骧一怒之下，上书弹劾，矛头直指冯毋择。
接着山东各郡太守紧随其后，不但弹劾冯毋择，还指责中央增赋加税的政策，其矛头直指负责拟制增赋加税政策的治粟内史府及其官长冯去疾。
叛乱迅即蔓延到两淮，接着江东楚人也乘机发难，藏匿在南岭大山中的六国余孽纷纷下山烧杀掳掠。
两淮和江东的奏章像雪片一般飞到咸阳，楚王公子昌和吴王公子高并两地军政官长一致指责中央的增赋加税政策是亡国之策，恳请始皇帝以大秦的和平和统一为重，马上修改政策，惩戒拟制这一错误政策的中央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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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是始皇帝所坚持的，也是经过中枢廷议后决策的，但结果是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太傅、上将军、武烈王公子宝鼎联合公子腾、王翦、蒙武等中枢大臣奏请始皇帝，暂时搁置北伐之议，集中力量稳定国内局势。
国内暴乱四起，中央和地方矛盾激烈，这时候还谈什么北伐？所以始皇帝和中枢廷议之后，一致决策暂停北伐，转而集中力量解决国内危机。
宝鼎再奏，为防止关中、陇西和北地等大秦本土地区也爆发叛乱，请太子代替始皇帝，马上出巡，安抚大秦本土国民。
始皇帝准奏，命令太子扶苏出巡关中、陇西和北地，郎中令蒙嘉、客卿司马空和博士淳于越等大臣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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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王在廷议上，极力主张轻赋薄徭之策，并建议即刻实施，今秋就诏告天下减免赋税，减征徭役，以稳定民心，缓解国内危机。
道理很浅显，大家都懂，心里也都明白，但民受利了，官之利岂不受损？贵族利益岂不受损？所以“轻赋薄徭”说起来简单，实施起来却是千难万难。
武烈王“气势汹汹”，宗室、老秦人和楚系则把矛盾一致对准了冯氏。
既然增赋加税引爆了危机，这个罪责肯定要人来承担，而治粟内史冯去疾现在是“千夫所指”，山东镇戍统率冯毋择更是众矢之的，始皇帝即便有心保全冯氏，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御史中丞赵高代表御史府上奏弹劾冯去疾、冯毋择。
冯氏是关东贵族集团的核心力量，如果冯氏遭到重创，关东贵族集团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地方上，都将实力大减，这对关东贵族集团来说可谓是致命打击，所以不管是蒙氏等关东军功贵族，还是以李斯为首的关东寒门贵族，包括关东博士集团，都开始了全力反击。
但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关东贵族集团的领袖人物郎中令蒙嘉和博士淳于越等人正在随太子出巡，蒙武则去离石要塞巡查北军建设了，都不在咸阳，而御史大夫冯劫因为要避嫌，又不能公开出面，关东贵族集团仅靠廷尉卿李斯、内廷长史周青臣和博士叔孙通等人无法阻挡对手的攻击。
形势越来越危急，始皇帝在宝鼎、隗状、王绾、公子腾等大臣的催逼下，不得不下令罢免治粟内史冯去疾和山东镇戍官长冯毋择，以挽救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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