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劫的老妻生病了，宝鼎携两位夫人同去探望。
师母不过偶感风寒，病情并不严重，但师傅却是憔悴不堪，反倒更像病患。
宝鼎陪着冯劫坐在堂上随意闲聊，言辞中露出关切之意。冯劫看着眼前气宇轩昂、英姿勃发的宝鼎，感叹不已。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宝鼎就像当初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已经成长为大秦之鼎柱，其成就甚至已经超过了当年的宗室重臣樗里疾，如今宝鼎的一言一行不仅影响到帝国政局的走向，更影响到帝国的命运，而这却是他们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冯劫是帝国的副丞相，然后才是御史大夫，一个是行政职责，一个是监察职责，这两个职责叠加在一起，使得他不仅成为连接内外廷的枢纽，也让他成为皇帝的最重要的近臣之一。
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刚刚具备雏型，内廷的主要组成机构尚未独立，皇帝决策主要靠身边的近侍大臣，而这些近侍大臣主要来自郎中令府，另外就是皇帝的客卿和帝国博士了。帝国博士制度实施已久，但真正形成规模并发挥议政作用的则是关东大贤尤其是齐国稷下博士们的来临，于是博士议政制度应运而生。
博士议政制度是帝国廷议决策制度的一部分，同时，博士中的领袖级人物则成为皇帝的近侍大臣，参与到内廷皇帝决策中。
副丞相既是外廷决策者之一，也是内廷决策的参与者，某种程度上它承担了调节和缓和内外廷矛盾的作用，然而，大秦的这一政治制度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随着博士议政制度的实施，随着关东大贤参与到帝国决策之中，内外廷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内廷和外廷内部的矛盾也迅速扩大，这导致帝国的政局愈发的错综复杂并且矛盾重重，它现在就如同一团暴戾的熊熊大火，而副丞相就在这场大火中被惨烈烤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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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现有博士七十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关东大贤，这些人既然进入帝国朝堂，参政议政，自然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
这股政治势力有多大？大贤们是诸子百家的领袖人物，他们有亲朋故旧，有门生弟子。这些士人遍布关东各地，是中土文化学术的代表，也是支撑中土各国官僚体系的基础力量。现在的帝国不仅在文化学术上需要他们，在维护统治上更需要他们。
大秦在短短时间内完成了统一大业，官僚储备严重不足，就算把武将转化为文臣，暂时解决官僚不足的问题，但若想在最短时间内稳定六国故地，还必须要有一批了解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风俗的士人来帮助帝国官僚们拟制和实施一系列政策，于是就必须征募和起用关东六国的士人。
亡国之痛肯定是存在的，国破家亡的仇恨肯定也存在，而图谋复国的想法当然也存在，用关东六国士人来帮助帝国统治中土肯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迫于形势的需要，即便有风险，帝国也必须实施这一策略，而压制和缓解这一风险的办法，无疑就是加快中土文化的统一和给予关东六国士人直接利益。
从这一政治目的出发，帝国扩建了博士制度，实施了博士议政制度，利用这些“博士”在中土文化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和在中土士人中的巨大影响力，以最快的速度招募了大批的关东六国士人并把他们整合到帝国的官僚系统中，从而有效地稳定了关东局势，加快了帝国稳固中土的步伐。
这股政治势力有多大，一目了然。
这股政治势力在帝国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了多大比例，同样一目了然。
由此带来的深层次的和表明的矛盾有多大，还是一目了然。
帝国的关东系政治势力是不是因此实力大增？不是，恰恰相反，他们的敌人更多了，更强大了。
帝国的关东系政治势力从商鞅开始，历来以法家大臣为主，坚持以法治国，以法强国，无论文武，大多出自寒门，以军功进爵。一百多年来，关东系在大秦本土已经扎下了根，出现了像蒙氏这样的军功豪门。
冯氏则代表了关东系的另外一个派系，那就是世家豪门。冯氏是韩国世家贵族，根基之地在晋中上党。当年的长平之战就是源自冯氏把上党献给了赵国，假如冯氏直接归顺秦国，那也就没有了长平大战。冯氏在生死关头分裂了，当年归顺秦国的这一支如今异常显赫，成为帝国权势倾天的豪门之一。
廷尉卿李斯、内廷长史周青臣、客卿司马空则代表了关东系的第三个派系，也就是以寒门贵族为主的坚持法治理念的法家大臣们。这才是真正的关东系，他们是始皇帝志同道合的政治盟友，是始皇帝最为倚重的政治力量。
现在关东博士集团的出现，改变了帝国关东系政治势力的构成，同时也加剧了关东系政治势力内部的矛盾，加快了关东系政治势力的分裂。
历史上帝国统一后，宗室和老秦人持续衰落，熊氏外戚被驱赶，巴蜀隗氏带着楚系勉强支撑，朝堂上是关东人“一枝独秀”，关东系控制朝政，于是形成了以蒙氏掌控军队、冯氏掌控外廷、李斯等法家大臣支撑内廷引导国策坚持中央集权，而关东博士则联合大秦本土豪门贵族抗衡内廷坚持分封诸侯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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