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鼎可以回避中土的文化统一，毕竟他这几年的重任是镇戍北疆、戍卫中土，但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却无法回避，于是各种变革策略接踵而至，比如博士议政制度，比如大学宫制度，比如以官学为主、私学为辅的教育制度，比如擢拔关东士人入仕的选官制度，等等。凡制度都有其利弊，而帝国所进行的一系列试图统一中土文化的制度首先牵扯到的是大秦军功贵族和关东士人对利益的争夺，于是冲突层生，矛盾激烈，弊端渐大。
大秦的豪门贵族在保住自身权力和财富的情况下，借助中土文化统一之便利，把关东士人拉进了帝国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之中，这无疑直接损害了大秦寒门军功贵族的利益，而寒门出身的军功贵族正是大秦法家学术思想的拥护者，是“法治”和中央集权的支持者，也是始皇帝和武烈王公子宝鼎这两大政治势力的基础力量。
可以想像，中土文化统一的背后蕴含着多大的利益之争，它的背后其实就是持“集权”和“分封”两大政治理念的贵族政治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
宝鼎当然不会轻易介入这种深层次的斗争，这对他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没有任何帮助，相反，一旦处置不好，必然遭到始皇帝和豪门贵族的前后夹击。
宝鼎的确没有办法解决这种深层次的斗争。
以史为鉴，无论他支持哪一方都是错误的，即便他拿出来的在法学法治基础上融合儒学礼治思想的策略，也是没有先例没有标准答案的。
历史如果改变，帝国如果世代延续，那么中土文化统一的土壤也就彻底改变了。可以肯定，始皇帝和宝鼎这一代人根本解决不了，也没有那个条件去改变，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这片土壤培植出符合在这片土壤上生存的新思想新文化，这需要时间，需要后世子孙和一代代的士人们自己去想办法解决。
宝鼎现在的目的很明确，第一，改变历史让帝国生存下去，第二让帝国休养生息走向富强，第三，帝国和平统一了，国富民强了，中土这片土壤自然就会开创出新思想新文化这朵璀璨花朵。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时代的统治阶层肯定要寻找到一条适合新时代发展的道路，而做为统治阶层的核心中土士人阶层理所当然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符合新时代发展的，也是更有利于他们生存的新思想新文化。
只要有合适的肥沃的土壤，即便我自己培植不了花朵，我也完全可以想方设法让合适的人来培植出美丽的鲜花，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创造一个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这是解决帝国深层次矛盾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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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逼迫宝鼎在中土文化统一的策略上做出表态，宝鼎迫不得已，表态了，也把自己的想法阐述清楚了。
始皇帝无法认同。把帝国的存亡寄托在未来，寄托在后代子孙身上，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如果宝鼎不是居心叵测、别有他图，那只能说他无能，懦弱，在这件事上消极，退缩。
兄弟两人争执起来。
始皇帝决心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帝国的全面统一，让帝国在自己设计的政治轨道上平稳前进，代代传承。
宝鼎则认为这一代人的任务是为子孙后代夯实帝国的基础，结束中土八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让中土苍生在和平统一的环境下安居乐业。至于帝国未来的发展和强大，那是子孙后代的事情，需要子孙后代的聪明才智，这一代人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在短短时间内让帝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让后世子孙舒舒服服地安享荣华富贵。
两人的观点、想法悬殊太大，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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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匆忙离京，赶赴离石要塞。
始皇帝继续思考，继续和中枢大臣们商讨国策。
兄弟两人的这次争论对始皇帝还是有所触动，这从他非常坚决地放缓发展步伐就能看出来。
始皇帝下令，先在东南战场上攻伐闽越和东越，由吴王公子高负责粮草辎重的筹集和运输，由江东镇戍军统率司马断、麃浚指挥大军征伐。南海王公子峤和岭南镇戍军统率杨端和负责策应。
这一仗从五月开始，到九月结束，秦军征服闽越和东越，在其地建闽中郡。楚国贵族非死即降，小王被俘，楚国灭，传承数百年的景、昭、屈、项、庄等楚国贵族就此败落，而流亡的关东诸国贵族比如魏王咎、韩王越、齐太子安、田儋、张良、项梁等人则纷纷逃窜到南岭大山或者东南海上，杳无音信。
十月，始皇帝下令，东北疆镇戍军统率王贲、冯毋择和李信率军远征辽东。
这一仗因为准备充分，进展非常顺利。到第二年的三月，捷报传到咸阳，远征军横扫辽东，俘燕王喜及众多燕国贵族，燕国灭。
辽东太远，太大，太贫瘠，但燕国在此筑有长城，秦国既然占据了此地，就得派军镇戍。这就好比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尤其关键的是，假如真的拿到嘴里咀嚼了，还得费老大的劲。
镇戍辽东，需要一笔不菲的财政开支，而好处是，可以利用辽东镇戍来钳制一批功臣。功臣们要掌控军队，要掌控地方郡县，好，我给你，东北疆这块地方够大了，地理位置也不错，经营地好，完全可以割据称霸。燕国凭借此地代代传承，可见这块地方还是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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