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鼎有心拖延中土统一的进程，给咸阳以足够的时间来稳定所占领的疆域，最大程度地控制地方，但现在看来可能性比较小。王翦也罢，战场上的诸军统率们也罢，包括咸阳朝堂上的很多大臣们也是一样，他们就是要以最快速度统一中土，迅速控制地方，发展地方势力，然后与中央形成对抗，迫使中央在分封上做出让步。
宝鼎也深切感受到了豪门贵族对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攫取欲望，功臣们对分封诸侯的强烈期盼，这种感受随着统一进程的加快越来越明显，压力也越来越大。
宝鼎可以想像到秦王政和他的追随者们现在的艰难处境，由此也可以理解历史上秦王政为什么在统一之后，把王翦、王贲、杨端和、羌廆、蒙武、冯毋择、李信等统一功臣统统弃置不用，而是让屠睢、任嚣、赵陀这些年轻将领去率军南征，几年后又让蒙恬、王离等年轻将领去率军北伐。说到底，秦王政只有通过压制功臣的手段来控制军队，通过控制军队，让这些军队去南征北伐增强中央的权威，以此来帮助中央强制推行高度的中央集权，而这一手段带来的弊端就是秦王政丧失了豪门贵族的支持，丧失了功臣们的拥戴，结果动摇了大秦的根基，亲手摧毁了一个庞大的新生帝国。
宝鼎已经改变了历史。当初他在立志拯救帝国的时候，拿出了三个策略，一个是把公子扶苏推上储君之位，一个是自己控制北疆军队，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引导国策变革向偏离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方向发展，而其中的核心策略就是实施郡国制。
现在这三个策略基本实现，但结果与宝鼎的预想差距很大，他错误地估计了豪门贵族对分封的强烈欲望，而这一欲望直接导致中土在统一之后马上面临着再一次分裂的危机。
历史上秦王政以雷霆手段强行镇制豪门贵族，把他们的分封欲望彻底击碎，但现在宝鼎却在“法治”的堤坝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正在不停地扩大，等到哪一天洪峰袭来，一个浪头摧毁堤坝，大秦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分裂之路。
秦王政和宝鼎的离石会面，其妥协背后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持“法治”的堤坝，但两者对中土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迎来统一之际所造成的惊天“洪峰”认识迥异，秦王政认为加固堤坝就行了，坚决堵住洪峰的冲击，而宝鼎则认为堵不如疏，所以他要在堤坝上开一道口子，先泄洪，先缓解国内的激烈矛盾，等到洪峰来了，增大泄洪力度，从而保住“法治”这道堤坝。
这种政治理念上的迥异造成双方在国策上的分歧。秦王政要坚决堵住洪水，堤坝背后的权力和财富都要尽数收入囊中，也就是权力和财富上的高度集中，而宝鼎却是在堤坝上开一道口子泄洪，把堤坝背后的权力和财富让渡于民，有效缓解中土各阶层在权力和财富争夺上的激烈矛盾。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豪门贵族对分封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随着统一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弱，这时候中土政治上的分封“洪峰”正在形成，大秦“法治”的堤坝正要经受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而秦王政和宝鼎在政治理念上的争执和国策上的分歧也到了一决胜负的时候。
“洪峰”铺天盖地而来，“法治”堤坝上的缺口太小，泄洪力度太弱，堤坝岌岌可危，此刻秦王政是“堵”还是“疏”？
秦王政还是要“堵”，坚决封堵，所以他坚决反对建立更多的封国以阻御“分封”，坚决反对在爵秩等级制上、在世袭制度上做出更大的变革以阻御功臣们对权力和财富的过度攫取，坚决反对在土地制度上、赋税制度上做出颠覆性的变革以阻止中央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向普罗大众做出倾斜。
宝鼎则要坚持在“法治”的堤坝上开凿更多的缺口以增加泄洪量，以最大程度地缓解国内最主要的最突出的矛盾，也就是妥善划分大秦各阶层在权力和财富上的再分配比例。分封诸侯、重建世袭，增加爵秩等级，变革土地、赋税等财经制度，等等，都是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中的措施之一，这些措施直接关系到大秦各阶层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所占据的比例，只要这个比例适当，可以满足各阶层的需要，那么国内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自然就会得以缓解，帝国也就会必然走向稳定和发展。
所以秦王政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宝鼎也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在如何面对咆哮而来的政治“洪峰”上，在如何有效解决国内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上，两者既互相妥协、互相支持，又互相斗争，未来存在着无数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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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在思考，他必须尽快拿出一个有效缓解国内激烈矛盾的妥善解决办法。
二月上，公子扶苏与齐国相后胜开始谈判。公子扶苏把当前局势的发展，把山东战场和淮北战场的最新战况详细告诉了后胜，然后带着后胜与齐军被俘将军，还有投降的郡县官吏们见了一面。
公子扶苏最后警告后胜，给临淄三天时间考虑，三天后必须投降，否则秦军就要攻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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