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战场尚有二十万大军，这二十万大军镇戍代北和燕南数千里的边疆，以目前的北方局势来说，也是捉襟见肘。
现在是非常时期，战争太多，战场太大，兵役的征发已经是常态，像关中、晋中等地的壮勇从河北决战之后，基本上没有回过家了，造成的问题不仅仅是国人自身生活的窘迫，更严重的是关中和晋中等郡县无兵可征，无役可调，由此受到影响的不仅仅局限于农耕、赋税等方面，也影响到了京畿和本土的安全。
兵制不得不改，而兵制的基础是兵役制度，中土诸侯国基本上都是实行征兵制，比如大秦的兵役对象就囊括十七岁和六十岁男子，但如今因为实际情况，兵役制度名存实亡，十三四岁的少年和六十多岁的老者在战场上随处可见。
现在统一进程加快，常备军的数量暴涨，随之而来的就是国防策略的变革，军权架构的变革，军队编制的变革，等等，这些变革无一不牵扯到中枢和军队、军队和地方、中枢和地方等各方利益，所以博弈激烈，混乱在所难免，而混乱的结果就是功臣们拥兵自重，中央权威遭到削弱，而中央为防止军队和地方势力坐大，又不得不集中军权，不遗余力的控制军队，于是矛盾层生，由此也就有了中原决战的失利。
中原决战的失利是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激烈碰撞的结果，其根本原因是各种利益关系没有理顺，而根源则是对权力和财富的争夺。若要缓解矛盾，理顺关系，那么就必须在国策变革上形成决议，各方互相妥协，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上达成一致，这样大秦上下才能朝一个方向前进，才能赢得中原决战的胜利和统一大业的成功。
然而，大秦的国策变革方向正处在不断的摇摆之中，武烈侯虽然暂时妥协了，但他绝不会放弃国策变革的主导权，为此他要迅速增强自己的实力。实力决定一切。
武烈侯在稳固了北方战场后，便把全部精力投到了代北和燕南两地的稳定上。
稳定的前提不仅仅是边疆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让民众吃饱穿暖，所以发展农耕是第一，兼顾畜牧的同时还要想方设法发展工商业，但无论是发展农耕畜牧还是工商业，都需要高效而忠诚的地方府署和地方官吏。
大秦官吏储备的严重不足就此暴露。虽然宝鼎很早就警告过秦王政和中枢，并献计献策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中土太大，需要的官吏太多，仅靠大秦本土力量根本不够，所以最终宝鼎不得不面对现实，只能从军队中抽调军官去地方郡县任职，而地方掾吏则基本上从地方征募。
这种地方官吏的组成所蕴含的隐患之大可想而知，但短期内没有办法解决，只能一步步来，一步步改变，就像发展农耕和工商业一样，需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上正轨并有所成效。
北方局势稳定的基础是打造一支庞大而精悍的军队，尤其在统一前后的几十年里至关重要。北方因为生产力落后，财赋严重不足，如果常备军数量过于庞大，必将给中央财赋带来无法承受之重，所以实施在征兵制基础上的轮换更戍是保证北方拥有一支庞大军队和强悍战斗力的唯一办法。
武烈侯和军政官长们经过一次次商讨，拿出了构建北方防御体系的一系列方案。在这个方案中，长城是第一道防线，太行山是第二道防线，事实上也就是把当初秦、赵、燕三国的北方防御体系整合为一体，除了连接三国长城，修缮和加固烽燧要隘堡垒，拓宽和开辟交通要道，加大垦荒屯田的力度外，就是军队建设，而军队建设中最重要的就是骑军建设和地方壮勇的训练。
这一综合防御体系牵涉到方方面面，其工程量貌似“宏伟”，其实不然。在过去的近百年时间里，秦赵燕三国在北方防御上花费了无数的心血，在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已经非常完备了，武烈侯不过把它们融合到了一起而已，耗费不多，但事务却非常繁杂，其主要就是协调各边郡、军队和地方、中土人和北虏诸种之间的利益而已，而协调中央和北方边郡、中央和北方镇戍军之间的利益是最为艰难的。
武烈侯一次次上奏，与秦王政和中枢大员们私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也是异常频繁。
秦王政和中枢在此事上并没有设置过多的障碍，一则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原决战上，没有更多时间去关注武烈侯所要构建的这个庞大的北方防御体系，二则北方镇戍直接关系到统一大业和中土安全，如果武烈侯和北方三地的军政官长们能在数年内完成这个防御体系，其意义就太大了，所以从秦王政到中枢，到中央府署，基本上都采取了支持态度。
年底之前，武烈侯请奏咸阳，恳请把中山的军政大权暂时授予自己，以便集中代北、燕南和中山三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完成这个防御体系的构建。秦王政和中枢不想在中原决战的关键时刻与武烈侯激化矛盾，所以给了一些限制后，也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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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武烈侯一边恭贺新年，一边请奏，在北方防御体系中，利用农闲时间训练壮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考虑到现在是非常时期，军队的数量和质量都急待提高，所以他希望咸阳授权，在农闲时期以征调兵役的方式在代北、燕南和中山三地集结壮勇，按照军队的编制进行集中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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