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项燕的斡旋下，齐国太子安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了秦国的议和条件。
其实齐国临淄这时候停战议和的呼声也非常高涨。形势很明显，齐国已经失去攻占中原的最佳机会，中原局势已经被秦国武烈侯所逆转，韩魏复国已经成为事实，如其拒不议和成为众矢之的，遭到秦楚韩魏四国的攻击，倒不如顺应形势的发展，仿照楚国的做法，以魏国为附庸来达到间接占据中原土地的目的，以最小代价赢取最大利益。
秦齐楚三国各占中原一部分，中原三分，形成鼎立之势，这实际上正是齐楚合纵攻打中原的最终目的。齐国独霸中原那是绝无可能的事，秦国武烈侯正是看到了这一主导中原局势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一招“重建韩魏”便轻松逆转危局。
齐王建和临淄中枢在内外重压之下，只好暂时搁置扩展称霸的想法，撤回军队，耐心等待时机。
秦齐两国达成议和原则之后，整个中原局势就算基本稳定下来，战事全面停止，接下来就是秦齐楚三国对中原利益的瓜分，至于韩魏两国，不过是中原利益的一部分，他们是鱼肉，而不是刀俎，他们的命运决定于秦齐楚三国艰难而冗长的谈判。
宝鼎上奏咸阳，中原危机暂时化解，韩魏重建后，秦齐楚三国在中原形成鼎立之势，但这种鼎立之势能维持多长时间，完全取决于秦国在北方战场上所取得的战绩，假如秦国在北方战场迟迟打不开局面，国力因此严重损耗，中原危机必定再度爆发，所以，他奏请咸阳，要求马上返回代北。
与此同时，河北王翦、冯毋择，代北羌廆、司马尚等军政官长，也纷纷上奏咸阳，催促武烈侯公子宝鼎速返北方战场。
秦王政考虑到大局，答应了宝鼎的奏请，允许他速返代北。
宝鼎辞别中原文武大员，北上返代。公子扶苏一直把宝鼎送到了白马津。
渡河之前，宝鼎与公子扶苏秉烛夜谈。
公子扶苏坚持要把宝鼎送到白马津，正是得到了其师傅淳于越的指点，目的是想与宝鼎做一番深谈，以便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
宝鼎询问了扶苏的学业，聆听了扶苏在经世济国方面的一些想法。扶苏先是在咸阳“以吏为师”学“法治”，后来在中原接触到了西河学派“经世致用”和“法家政术”的思想，这两年则拜淳于越、伏生等大贤为师，学习儒家“礼治”。扶苏虽然还是弱冠少年，但无论是在治国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都远远超越了同龄人，甚至超过了大多数中低级官吏，毕竟他处在权力的最高端，他所接触到的治国理论和亲身经历的政治博弈远非一般人可以想像。
宝鼎听出来淳于越的“师古”“礼治”对扶苏的影响较大，于是毫不客气地告诫扶苏，大秦的“法治”永远是治国根本，大秦百余年来的强大和今日走向统一，都是来自于“法治”的威力，大秦“法治”的根本绝对不能动摇。
韩非子集法家“法、术、势”三派之长，提出了“中央集权制”，而“中央集权制”是“法治”之大成，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中央集权制”都是大秦的基础国策。
当然，“法治”自有其弊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也有其危害，而为了减少“法治”给王国带来的弊端和危害，做为统治者，要从儒、道、黄老、霸王等等诸子学派的治国理论中取长补短。
宝鼎根据今世所学和前世的历史知识，向扶苏阐述了自己对儒家“礼治”和黄老“无为”之学的理解，然后提出了“外儒内法”治国理论，在国策上则坚持“以法为核，以德为表”，辅以黄老之学、霸王之道。
“师古”本身没有错误，但要有选择性的“师古”，比如“周礼”的精髓可以学，但周朝的治国策略早已被历史所淘汰，我们就必须抛弃。“从今”也不是绝对正确，中土诸侯国变法，唯大秦坚持“法治”百余年，可见“法治”自有其利弊。
我们要取“法治”之利，改“法治”之弊，至于如何改，那不仅仅是大智慧的问题，还必须对治国的本质有深刻的理解。治国的本质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就是王国各阶层合理地占有权力和财富，以此来实现王国的稳定和推动王国的发展。
理解了治国的本质，知道了要合理分配权力和财富以便满足王国各阶层的需要，那么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该如何制定和修改治国策略也就一目了然了，但人性贪婪，从君王到奴隶，任何一个人对权力和财富的需求都永无止境，这就是一切战乱的根源。所以治国理论、治国策略的制定和修改，首先需要以武力做为坚强后盾的强权，没有这个强权，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大周王朝的兴衰就已经证明了强权的存在和治国策略的关系，再好的治国策略，如果没有强权作后盾，王国必定崩溃。
从大秦来说，强权就是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以此制度来保证“以法治国”，在“法治”的基础上融合儒家的“礼治”，黄老的“无为”，以“经世致用”原则来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外儒内法”的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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