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在南阳同时设置守、相，其实意思很明确了，郡守府说了算。公子宝鼎刚刚提出以郡守府为主的建议，当即招来一片反对之声。甘罗沉默不语，他当然也不同意，但他不知道宝鼎的意图何在，所以很明智地选择了沉默。
守、相两府的权责，直接关系到封君的财富，而封君的财富又直接关系到封君属吏门客的利益，所以封君府当然没有理由主动退让，受制于郡守府。
依照大秦律，第九等五大夫爵以上就可以享受“食租税”的赏赐了。“食租税”和赏赐田亩完全不一样，赏赐田地，田地要自己耕种，而赏赐“食租税”多少户，就不用自己耕种，到时间去收租就行了，坐享其成。租税怎么收？总不能一家家去收，那情况太复杂了，所以“食租税”的租税，其实都由地方郡县代收，地方郡县再根据当年的收成，折算给“食租税”者。
这其中的名堂就大了，给多少都由郡县说了算。当然了，能“食租税”的都是权贵公卿，地方郡县哪敢得罪，即使砸锅卖铁也要凑足了，这也是攀附权贵的一条途径嘛，如此国库收入就受到了影响。这就是弊端，但没办法，如果让“食租税”者自己去收，会造成更大的弊端。
封君的最差一等就是“食租税”，没有固定的封邑，当然也就无须设置封君府了。
有封邑的封君，对其封邑有经济特权，一旦为了攫取财富而不管庶民的死活，那必然要出事，所以这样的封君必须设置相，由相来确保封君绝对遵从王国的统一法令，严格按照律法的规定来获取合法的财富，但封君和相可能“狼狈为奸”，为此地方郡县就成了制约封君违法乱纪的最后一道屏障。
以南阳郡为例，南阳郡守首先关心的是南阳郡的稳定，南阳庶民的生存状况，要优先完成中央下达的所有命令，而很多事中央未必会调拨钱粮，需要南阳郡自掏腰包。南阳郡所有田地的田租，商税，还有山泽之利，都是武烈侯的财富，如果把收缴田租、商税等等权力都授予南阳郡守，那南阳郡府必定要先扣除所有开支，剩下的才是武烈侯的财富。
假如中央把收缴田租、商税等等权力都授予相府，那相府必然在遵从王国统一法令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封君的财富，这是一种必然。在封君看来，南阳郡的财富都是我的，至于南阳郡的公共事务，当然由中央掏钱，难道你要我用私人的钱办公家的事？没有道理嘛。
这就是最直接的利益冲突，而其中利益之大，中央和封君都要争，最终看哪个厉害了。假如封君厉害，比如封君是朝堂上的大权贵，有实权，那封君相府就能在封邑独揽大权。封邑的郡县官长假如与相府抗衡，下场肯定很惨。反之，假如封君没有实权，甚至被赶回封邑了，那地方郡守有中央的支持，当然敢与封君抗衡，最终封君也只有忍气吞声，拿几个钱算几个钱了。
武烈侯公子宝鼎情况特殊，他是被赶回封邑了，但他实力太强，中央不敢抢他的钱，所以在守、相的职权上，中央含糊不清，意思是你武烈侯看着办吧，反正南阳郡是边郡，韩魏楚三国虎视眈眈，假如你把南阳搞得乌烟瘴气天怒人怨，把南阳搞出事了，你就完了。
唐仰、司马昌等人的理由十足，宝鼎笑而不语，甘罗始终一言不发。
“相国的意思呢？”唐仰直接逼着甘罗表态。
“我是武烈侯的相。”甘罗从容应答，“武烈侯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相国难道就没有自己的看法？”唐仰目露嘲讽之色。
“我是武烈侯的相。”甘罗反唇相讥，“为人臣子就要谨尊本份，武烈侯的看法就是我的看法。”
众人无语。
“公子，南阳局势复杂，假如郡府事事掣肘，我们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司马昌小心翼翼地说道，“公子，事关大局，该争的我们一定要争，否则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宝鼎摇摇手，“等南阳郡守章邯来了再说。”
章邯最近虽然经常出入蓼园，但每次都由曝布做掩护，即使是蓼园核心的人，也没有几个知道他已经秘密投奔蓼园。几个执事马上告诫宝鼎，暗示章邯是关东一系的人，他到南阳出任郡守，显然是关东人用来钳制相府的重要力量。
南阳郡守是关东人，封君府相国是楚人，都是公子宝鼎的对手，可以想像，南阳的局势肯定异常混乱。这是普通人的看法，而这也是公子宝鼎故意做出来的假象，在他看来，他只要和章邯内外联手，足以架空甘罗，牢牢控制南阳的局势。
夜宴在争论中结束，蓼园人就如普罗大众所推测的一样，坚决不愿意放弃对南阳财富的绝对控制，而公子宝鼎则表露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这让甘罗意识到蓼园在作戏，只是他想不明白的是，公子宝鼎既然受到了大王毫不留情的打击，为什么还要向大王示弱，愿意主动放弃对南阳财富的控制权？未来公子宝鼎不论能否杀出重围，能否九死一生化险为夷，南阳的财富都没有必要放弃。大王要打击的是公子宝鼎的权势，而补偿他的就是财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难道公子宝鼎主动放弃财富，就能重新赢得大王的信任？这未必太过天真了，不应该是公子宝鼎的真实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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