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上过河。”乌原躬身问道：“公子可有其它交待？”
“告诉翁侯，若想解决王庭危机，当务之急是迫使居延海方向的匈奴人转向河南战场，这样月氏军队才能全力平定西域诸国的叛乱，所以河南这一仗不但要打赢，更要给匈奴人以沉重一击，如此月氏大局可定。”
宝鼎冲着乌原挥挥手，“早去早回吧。我们指挥不了月氏人，月氏人也不会对我们俯首听命，最终能否大获全胜，还得靠我们自己。”
接着宝鼎对韩非、琴唐说道：“师傅和大匠带着商队先返回乌氏。暂时不要与咸阳联系，具体归期要看咸阳形势如何发展。如果咸阳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就早点回去，反之，拖到年底也未尝不可。”
拖到年底？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宝鼎什么意思。难道河南这一仗要打到年底？这一仗打得也太长了吧？
“公乘，你带着陇西军马上出发，先行开道。”
毛子睿高兴不已，躬身接令。
司马断、白公差和王离带着虎翼卫和其它卫军随后跟进。
“伯父，义渠军由你统率，与我一起杀奔河南。”
乌氏倮迟疑了片刻，然后用力点点头，同意了。这个时候他应该低调，尽量隐藏实力，而不应该如此高调。集结义渠大军攻击河南这明显就是向咸阳示威，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威胁咸阳。
“伯父忠诚于大秦，胸怀坦荡，有何畏惧？”宝鼎冷笑道，“义渠人是大秦骑军主力，乌氏为大秦年复一年地提供战马，如此功勋，最后竟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这难道就是咸阳宫对功臣的‘恩典’？乌氏在河南击杀匈奴，建下显赫战功，顺便向咸阳展示一下乌氏的实力，对伯父有利无害。我倒想看看，咸阳到底敢不敢在这个时候公开抢掠乌氏的财富。”
宝鼎一腔怨愤，听在众人的耳中不免忐忑。
乌氏功劳大，那武安君白起呢？受武安君一案牵连的夏阳司马氏呢？再看看今日朝堂之上，大秦国的根基老秦人呢？乌氏功劳再大也大不过他们吧？当初咸阳既然敢下令诛杀武安君白起，今日当然也敢收拾乌氏。乌氏在咸阳宫的眼里算什么？不过一个养马的蛮夷而已。
宝鼎带着乌氏一起攻打河南，与北地义渠人并肩作战，实际上就是向咸阳宣战，后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料。宝鼎也无从预料，因为历史上自大秦统一后，乌氏就销声匿迹了，也就是说乌氏就算还在北地养马，但因为大秦的国策是重农抑商，商贾回易几乎被连根拔除，而战马的畜养更是由牧马苑统一主掌，乌氏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事。
现在给乌氏以支持还不算逆天，但将来的路怎么走？宝鼎最为头疼的就是未来，他的理想是在大秦统一后实施以“与民休养”为基础的“无为”而治，他同意“重农”，但反对毫无节制的“抑商”，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权力，需要在朝堂上有一帮志同道合者，从而牢牢控制国策的走向，但他现在距离这个目标太遥远了。好在他还有时间，还有机会逐渐缩短自己与权力的距离，为此他需要实力，需要更多像乌氏、琴氏和墨家这样的支持者，然而，矛盾的是，但他的实力逐渐膨胀的时候，他不是距离权力近了，而是距离权力越来越远了。
宝鼎很无奈，也很苦涩，这个“尺度”的把握是门高深的学问，尤其在权力场上，你没有实力就没有功勋，没有功勋就无法上位，而要想上位，掌握自己所需要的权力，比如做到丞相公的位置上，那你的实力就不能太大，不能让君王觉得无法控制你，更不能让君王察觉到你对他的威胁。
大秦自立相国以来，基本上都是由招揽而来的关东大贤出任相国一职，鲜有本土权贵主掌相权，楚系外戚比如昭襄王时期的穰侯魏冉和现在的昌平君熊启都不能算是本土权贵。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出于对巩固王权的一种考虑，比如像严君樗（chu）里疾这样的宗室出任相国，那对王权的威胁就太大了。很简单的一件事，秦武王驾崩后，一帮弟弟争斗王位，樗里疾力排众议，千里迢迢从燕国接回一位质子做了大王，尔后大秦有了宣太后、昭襄王母子和几十年的辉煌。由此可见宗室、相国这两重身份加在一起，其权势之强悍。假如当时出任相国的不是樗里疾，大秦的历史肯定改写。
关东诸国也是一样，赵齐魏楚四大公子有三位宗室，一位外戚。三位宗室都在本国做过相国，权势惊人，但期间上上下下，每次起落都对王国造成巨大震动，甚至给王国造成无法愈合的创伤。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秦王政是一位强势的明君，他或许有意打造一位辅弼大臣，但他绝不会给自己打造一个对手。
宝鼎一筹莫展的地方就在此处。假如他不是一个宗室，他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并掌握一定的权势，但这个权势对宝鼎的理想和抱负来说太小了，他需要更大的权势，这时侯，他的宗室身份就成了再进一步的巨大障碍。
宝鼎苦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己这个宗室身份的确不错，但这个宗室身份的弊端也异常醒目。一定要想个办法突破这层桎梏，一定要攫取到足以改变历史轨迹的权力，自否则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帝国一步步走向败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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