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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是不反王学的，相反，他他很清楚，阳明心学乃是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禁锢的最佳利器，是这个时代思想变革、社会革新的最佳助推器。这种信心不是来自主观臆断，而是他知道后世每一次社会变革之前，必然会掀起阳明心学的热潮，中国的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全都是革新派人士与传统官学相抗衡的力量源泉，这不是偶然，而是因为阳明心学有着反对禁锢、解放思想、追求自我的现实意义。
在心学兴起以前，国朝的社会思想，是程朱理学一统江山。而程朱理学的核心思想，是将纲常天理化，把‘三纲五常’当作世界的本体，要人们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自身行动的准则。受这种纲常名教的束缚，在一百多年时间里，社会等级森严、异常沉闷，人们受到沉重的精神压迫，造成了思想上的僵化、学术上的空疏、道德上的虚伪，乃至对整个社会的禁锢。
而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初衷虽然和程朱理学一样，都是为了以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但他所提倡的‘良知’毕竟是发自主体内心的道德意识，从而否认了用外在规范……也就是三纲五常……来管‘心’禁‘欲’，这种强调自我，主张以自家的‘心’去认知外间事物的学说，无疑是‘灭人欲、从天理’的程朱学术的死对头，在解放思想，张扬人性的作用方面，甚至要比西方早些时候发生的文艺复兴，更加彻底和坚决的弘扬了人文精神。
这对社会进步有何重要作用呢？首先，心学强调自我认识，重视人的价值，就是提倡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二是，张扬人的理性，反对封建礼教对个人理性的贬低。在阳明心学之前，无论是黄老还是孔孟，都提倡‘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以贯之的主张愚民，而阳明心学却主张‘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在道德人格上人人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三是，在追求精神升华的同时，也肯定了对物质的追求。针对当时许多士人经商的现象，理学家们自然是大加谴责，但王阳明却指出经商如能尽心修身‘致良知’，那么与‘业儒致仕’无本质区别。无疑，这种思想为人们从事被传统轻贱的商业，提供了正当的伦理依据。他的弟子王艮所创的泰州学派，更是提倡‘百姓日用即道’，为商人治生经商的正当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保障，使经商不再是末业和贱业，而是道之所存，光明正大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因此有了儒家伦理的充分肯定。
所以无论从解放思想，还是鼓励工商来看，阳明心学，尤其是主张‘百姓日用即是道’的泰州学派，都极具弘扬价值。高举阳明心学这面大旗，是沈默很久之前便定下的方针，所以他才会修阳明公祠，才会孜孜不倦的钻研心学各流派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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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何心学有这么多的进步之处，却没有挽救大明走向灭亡呢？因为心学发展下去，后学者们一味否定程朱理学，继而连带孔孟儒学也一并摒弃，放弃了儒家本身提倡的‘经世致用’和‘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只知谈心性、参话头，形成了终日清谈的空疏学风。心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也都遭到了厄运，人人都去高谈阔论，再没人人肯埋头研究了，各个领域几乎都形同荒漠。翕翕訾訾，如沸如狂。创书院以聚徒，而官学几废；著语录以惑众，而经史不讲。学士薄举业而弗习，缙绅弃官守而弗务。后来到了万历年间，竟出现了政府岗位严重缺额的罕见现象，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怪不得张居正后来要禁毁天下书院了。
甚至连社会道德也沦丧了，人人打着‘贵乎自我’的旗号，实际自私自利，只知自身享乐，毫无爱国之心，更无牺牲精神，这才让泱泱大国，亡在了流贼、建奴的手下……说大明亡于心学有些过，因为那毕竟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但王阳明确实也难辞其咎，他的‘心学’核心是良知，作为本体表现为先天之知。他说：‘人心之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也就是说，‘人心无不知’，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王学理论中，无需求证的必然前提，并非由后天的经验综合而形成。
这种界定和推论在逻辑上的合法性颇成问题，但在阳明心学中，却被用来说明心与知之间的逻辑关系——既然‘人心无不知’，既然‘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那当然不需要对外界进行认识和改造，只要对本心，只需要整日枯坐高谈，辩而论之，修炼心性，便可穷究世界本源，继而成就圣贤……这与禅宗多么的相近啊。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而阳明心学，正是人类唯心哲学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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