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肺癌的药物的报道，让国际上掀起了一阵风潮，因为有了上一次白克力药物事件成功的鼓励，这次闹的更加的激烈。
肺癌病人的人数远多于白血病，白血病人的存活率达到40%左右，但是肺癌的死亡率却高得多，特别是肺癌晚期基本上就等于宣判死刑缓期执行。而通常发现肺癌的时候都已经进入中期，这种高死亡率给肺癌患者造成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对于家庭来说也是绝望的，治疗费用更是非常昂贵的，在中国平均每年每人需要花费10万以上，关键是肺癌发生后对于病人和家属心理的摧残是恐怖的，很多人几乎是自己吓死的。
而这个药物的问世，准确的说法应该不能算是问世，只算是研制出来，还在临床前检验阶段，但是要求参加实验的人数已经建立了肺癌患者诉求网站上签名排队已经达到上百万人。并且通过各种手段来督促中国政府加快进度。这种不了解药物上市流程的要求当然会被药监局拒绝，因为一种新药必须经过严格的流程，否则无法推向市场，随意推向市场这是对患者的不负责任。
但是看到了希望的患者家属并不这样看。很多国家再一次启动了各种请求行动，促使尽快启动药物面世，这次基金会基本上也不为所动，因为这个药物是基金会研究所自己研制的，那些病人只是想尽快治愈，而不考虑风险，虽然他们嘴上说的风险自担，但是如果真的出了人命，这个责任就不好划分了，患者家属的心情是无比的焦灼，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理解。
这次肺癌患者家属则开始要求FDA修改流程，对于那些紧急或者达到某种不可逆转疾病的患者进行的救治归属于紧急救治范围，这样就能够使用一些特殊药物和非常规药物。这项提案让FDA非常为难，这就像是在急救的时候可以采取一切非常规措施一样，如果肺癌患者出于生命攸关的关键时刻，是否要进行救助呢？这个是一个伦理和医生道德问题。肺癌不是哪类急性中毒、高热、休克、或者频临死亡的那类急病，而通常是慢病，慢病中的这类不可逆转的危重病人，对这类病人过去一般是无法治疗，只能采用一些支持疗法，对症给足药物，仅此而已。
现在问题来了，过去可能是不可逆转的病症，因为有了新的药物，而产生了可逆转，但是又处于危重状态，这种状况下，是否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救治或者采用实验期间的药物进行救治就是一个很大的伦理问题了。
这个问题很快就在媒体和网上出现了大辩论，一方认为这种针对肺癌晚期的，可以采用任何手段进行救治，包括用实验药物，另外一方则认为，必须采用符合标准治疗流程的救治方案，不能随意逾越流程，否则会产生法律和道德问题。
甚至连理论界也开始对这种状况进行争论，争论因为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法律或者规则的制定，所以各方都是用尽全力，不遗余力，基金会作为利益攸关方，不能参与论战，只能旁观。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论战，论战双方以反对方的败北而宣告结束，直接的导火索是那个肺癌患者诉求网站进行了统计在一个月时间内，全世界有23万人因为肺癌晚期死亡。并且将人员名单和相应的诊断报告放在网上，经过了媒体添油加醋的报道后，反对方败北了，这个道德责任谁也担不起，反对方很快就销声匿迹。
国际医师协会，顺势修改了院中急救方案，将肺癌不再列为不可逆转危重病目录，并且确认肺癌晚期经过严格前期鉴定后，确认现有药物无法救治的情况下，申请医政和伦理委员会进行确认后出具报告，方可使用实验性药物，但是患者需要承担失败风险，免除医师和医院责任。随后各个国家的相应的药监局也发布了相应的管理方案，对肺癌网开一面。不过一些反对者指出随着乔乔先生带来的大唐生物技术的应用，其他病症也都纷纷接触了不可逆转行列，会不会造成社会问题？讨论结果是一单一议，不再纠结细节。
尚院士的实验性药物，很快经过了毒理学鉴定，但是连动物实验都没有做完，现在所有的视线都指向了如梦研究院，让尚院士大感头疼。基金会理事会讨论的结果是在全球各个基金会的分支机构建立肺癌治疗小组，招募会员中的医师，在全球进行针对性的肺癌治疗，当然这个是在基金会的严格管理下执行的，并且和每个国家的肿瘤医院进行合作，因为出于实验阶段不能销售，所以只能进行无偿治疗，随后各个国家承担了医师的高额劳务费，药物暂时不收费。这项措施让基金会再一次站在道德高地上，但是因为药物有限，只能在如梦研究院的网站上进行排名，根据排名分国家进行救治，排名原则是危重程度和排名前后次序，根据专家设定的权重进行排序，类似人体器官捐赠那种受捐排序。
终于化解了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尚院士在理事会的会议上做了专题报告，其中有这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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