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有人造反了，造反的人是个盐贩子，名叫王仙芝，不是黄巢。
据说黄巢也参与策划了王仙芝的造反工作，但并没有和对方一起举起义旗，黄巢的加入要在半年以后。
我们有理由相信黄巢在利用半年的时间进行观望，毕竟造反这项运动从来都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所以说文化人就是不一样，造反都要先拉来一个探路的。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起义的原因，这很重要。
原因和往常一样，可以归结为两点：天灾、人祸。
我们知道，唐朝在安史之乱前的国策是“实外而虚内”，也就是说军队都放在边境线上搞对外扩张，内地的军队是比较少的。
而安史之乱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北方边军调转枪头往内地打，一路打到长安，让唐王朝吃尽了苦头。一个王朝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所以说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节度使开始遍地开花，内地的军力也得到了充实（特别是中央禁军，多达十几万）。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养兵是要花钱的（之前也花，但没这么多，还可以到周边小国去抢）。
军队中的步兵需要铠甲、武器，还要吃喝拉撒每天消耗，如果是骑兵还要供养马匹，这还没有计算打造防御工事、日常操练、官兵宿舍外带官吏贪污的费用。总体来说养这么多军队花销是不菲的。
钱从哪里来呢？羊毛出在猪身上，跟百姓要呗！
但问题是百姓日子也不好过，或者说十分难过。
安史之乱使百姓户口减少，而政府供养的军队又在增加，此消彼长之间再加上贪官污吏的催化作用，直接导致国库空虚，地方上土地兼并又十分严重，民无余财，现在的大唐已经禁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了。
但该来的风还是会来的。
公元874年（起义爆发前一年），关东地区发生了大面积旱灾，这次旱灾和以前的旱灾相比来的更迅猛一些。
当时的翰林学士卢携对此有一句话评论：“常年之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
也就是说往常遇到天灾，百姓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讨饭，但现在每个地方的人都在挨饿，百姓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只有在家等死。
等死是不可能的，中国百姓虽然温顺，但在死与造反之间进行选择，他们还是会选择后者。
唐政府显然明白这一点，那就救灾吧。
救灾可以，但国库没钱；国库没钱，那就向有钱的人要；谁有钱呢？贵族、地主、官宦有钱，但那是统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人。向自己人开刀？大唐中央政府自问没有这个习惯。
那就继续找，哪些人又有钱，又不属于自己人呢？
还真找到了，就是那些该死的，挨千刀的盐！贩！子！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已经将每斗盐的价格从10钱提升到了110钱，即便是这样政府收入还是入不敷出，原因在哪里呢？大唐政府想当然认为是盐贩在搞鬼。
对于这些挖大唐帝国墙角的人不能手软，更何况他们还有钱，这些钱不正好用来救灾吗！
说干就干，大唐皇帝李儇（唐僖宗，又称“马球皇帝”，我们后边会经常提到）下了一道旨意，要求各地把盐贩子往死里整。
各地的官差像打了鸡血一样，不遗余力地投入到这场声势浩大的灭盐贩运动中。抓到一个盐贩可以赏千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平常懒洋洋的官差们开始认真了，他们认真起来强悍得吓人，黄巢同学就被他们捉住过，花了大价钱托关系才把人赎出来。
现在的官差们不怕盐贩多，就怕盐贩不够捉。
盐贩们太难了，市场没了（都是流民，饭都没得吃谁还买盐呢），还要应对官府的穷追猛打，没辙了，反吧！
这群本来就不怎么安分的人扯起了反旗，其中王仙芝开了个头，提出了“天补平均”的口号。在灾荒的年代，造反有了挑头儿的就不怕没人依附，因为遍地的灾民都是鲜活的兵源。
起义队伍采用流动作战的方式，专挑一些防守薄弱的小城池下手，攻不下来就跑，攻下来了就抢，抢完了还是跑。这样有个好处，机动力强，不容易被围捕。
话说回来，大唐的皇帝李儇也没有下命令围捕他们，因为现在的皇帝在打马球，对造反的事情他还不知道。
现在朝廷当权的人是田令孜，这是一个大太监，李儇亲切地称呼其为“阿父”，这个“阿父”很厉害，在朝廷里能够一手遮天，以宰相们为首的文官团体只能做他的小弟。而地方上盘踞的是一些大大小小的藩镇节度使，这些节度使身边的监军是这位“阿父”的干儿子们（也是太监）。
造反可是天大的事，谁的辖区出了事那就要被问责，这时候的大唐中央政府对地方还是很有控制力的，抓个把办事不力的软蛋节度使砍个头什么的不是问题。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可笑的情况：王仙芝的起义军刚闹开的时候，各镇节度使也在焦头烂额地围追堵截，但没有一个人向朝廷报告，因为那是流寇，消灭干净就完了，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真消灭不了那就赶出自己辖区了事，也能够把事情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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