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各个部族得出丁、徭、役。
比方说，驿站、边防、巡逻、戍边，这些义务，是要花钱的。
花钱，没钱就得借。
借了，就只能借合法的最高利率，低了压根借不着。
借钱，又没有金山银山，拿啥还？那不就只能拿牛马羊等来还吗？
而商会在这里，实际上赚了三份钱。
借的钱，总要花了买东西，所以还是买我的东西。这是一份钱。
借的钱，得按照大顺律的顶格利息算利率，三年翻番。这是一份钱。
迁牲口的时候，牲口是按照春天定下的数量，秋天再弄走，那这一个牧期的长膘，又是一份钱。
一般来说，这种事若在中世纪，实属正常。
就和欧洲的领主和犹太人一样，借钱，不想还，那就杀犹、驱逐犹太人呗。
然而，问题在于，在这边做买卖的，可不是无力反抗的犹太人。
其幕后的资本，那都是京城的勋贵、军事贵族、御用大商人、皇族等等。
这就没办法了：想欠债不还？行啊，打进紫禁城来囚禁债主嘛。
问题不是打不过嘛。
尤其是铁路修到了张家口继续向北之后，上次叛乱火烧商铺的事一出，这边铁路直接把兵运过去，迅速平息了事端。
某种程度上讲，在蒙古地区活动的商会，就是大顺的东印度公司，而且显然还是转型前的、以商业资本主义劫夺为目标的那种原始东印度公司。
这和大顺在南洋等地的手段，就完全不同。
一个是无意识的工业资本主义思维；另一个则是无意识的商业资本主义思维。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大顺面对爪哇的土地，印度的土地，总能知道可以尝试着试试自己熟悉的办法，亩税制。
可面对着蒙古游牧区，大顺这边也着实只能如此，根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因为，这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要办的事可就多了去了。
改土归流、划分牧场、取消血缘继承、重整和蒙古贵族的关系等等，一堆堆的事，远不是说一场简单的改革就能解决的。
当然，朝廷也乐于如此。怎么看，蒙古各部，都在“私有制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规则下，实质上被大顺这边的商业资本所掌控了。
只要大顺有本事、有军事力量，保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规则——李自成起义的时候，明显是反这个规则的，但显然此一时彼一时——那么实质上，大顺就牢牢拿捏住了蒙古地区。
当然，这种事也十分正常，非常容易理解。
很多人以为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萌芽了、发展了，于是蒙古地区放羊剪羊毛、把羊毛卖给萌芽区发展纺织业、然后再用羊毛的钱换回所需的生活用品。
于是，在伟大的资本主义萌芽下，一切都欣欣向荣。工业发展起来了、市场扩大了、生产力提升了……
然而，实际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则是：高利贷横行、劫夺制、商业掠夺、压低价格、低买高卖、强取豪夺、军事镇压。
竭泽而渔到，蒙古地区一些部族欠的债，把部族所有的羊都卖了，都未必还的起。而很多地方的羊，还没生羔子呢，就不得不拿去抵债了。
本来这就是很正常的事。
荷兰的商业资本主义就是这一套，在本国如此，在南洋也是如此。总不能说荷兰都不叫资本主义吧？
大顺在蒙古地区搞得这一套，肥了许多人，也促成了华北地区一些地方的棉纺织业、皮革业、毛毯业、毛纺织业的发展。
而通过这种原始积累拿到了第一桶金的京畿区的资本，又把他投入到诸如包买制的棉纺织业上，用印度爪哇的棉纱发展华北的家庭分散的织布行业，依靠着北部市场大行其道。
大顺南北两个金融中心的格局，已经逐渐成型。
但也意味着，旧天下，无法和平地、不过于流血地过渡到新的天下。
最内核的大顺内部的小农地主问题，还未触碰。即便只看外部，已然是从欧洲到印度、从南洋到蒙古，各地都已经矛盾丛生。而且，都是些之前并未出现过的、让这群人有些无所适从、有点不太会以史为鉴的新矛盾、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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