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是可以的。
因为大顺已经在国内、国外，对这种冲击，进行了两次预演了。大顺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人，会从历史中总结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可能会正确地解决问题。
在内。
人的寿命毕竟短暂，而历史的变化又过于漫长且缓慢。
所以，大顺这边的人，或许不能意识到西域问题的变化，源于帆船发展和商路变化。
但是，在大顺活着的人中，可是真真实实经历过一场关于交通运输变化导致的诸多问题。
那就是大运河被废，导致的扬州衰败、鲁西衰落、胶东崛起、运河经济带崩溃等等。
这，可是肉眼可见的、一代人之内的、冲击感极强的、比西域因海洋运输而衰落更加直观的变化。
在外。
兰开夏的衰败、利物浦因为纺织品中心东移到了阿姆斯特丹而被打断发展、达卡的毁灭、苏拉特的起义……这些，也都是肉眼可见的、一代人之内的、冲击感极强的“历史”。
固然说，达卡的毁灭、苏拉特的衰落，和先进生产能力战胜落后生产能力关系不是太大，而是差球不多的生产能力将原始积累中的商业霸权和国家强力的力量展现的淋漓尽致。
但是，这是个稍微变换就足以以史为鉴的事实。
大顺这边已经有人研究过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朝着基本正确的方向去分析了。
比如说，鲁西地区的棉纺织业，因何而兴、因何而衰。
因为运河，也因为鲁西地区适合种棉花，加之距离京城消费市场更近，运河运输加成等，于是临清成为了北方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
因为废漕，也因为大顺对爪哇和印度的征服获得了更廉价的棉花、沿海地区的原材料粮食和技术资本的优势，于是鲁西的棉纺织业在挖黄河河道阶段的保护性出口政策下短暂存活了一阵后，终于还是毁灭了。
这看起来……似乎好像这也没啥，这点分析能力不也就是“中人之姿”吗？
但，事实上，这在大顺，可算是实学派的方法论真正走上前台的标志性分析。
因为，在此之前，分析鲁西地区的繁荣，角度多是诸如“近圣人之故里”；“孟母曾母既有纺织之事”；“女织男耕”；“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之类之类的。
当然，鲁西问题，是扬州问题的余波。
而扬州问题，给大顺这一代人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千年繁华，短短几十年间，衰败颓然。
而实学派必须要给出一个解释，一个“必要的代价”的解释，否则刘钰的一系列改革将要面临极大的质疑。
由是，这种分析方法，才迅速推广开。
从扬州的衰落开始，这种不扯犊子的什么“商业意识”、“民风”、“近圣人故里”之类的分析方法，才开始兴起，并且逐渐摸向了18世纪的经济学——17世纪的经济学，全世界都一个鸟样，英国经济学家分析英国为啥不行的时候，就大谈民族性，说英国的民族性不如荷兰，所以英国不行，迟早要完。
当然，几百年后的一些所谓经济学，弄得连18世纪都不如，反动回17世纪的水平，那是以后的事。
而就现在来说，大顺这边在政治经济学上，总算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固然说，围着刘钰的棺材，大顺这边的官员避开了大顺现在真正的大问题，但至少他们对于工商业的思考，还是有意义的。
只不过，工商业发展确实是未来，但怎么转型，绝不是简单的放开子口钞关、和不放子口钞关，这么简单的问题。政治和经济不分家，内地的两三亿小农问题……法国都知道砸面包店，难道这边不知道反抗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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